同时，他提出，所谓批评家的学院化并不是当前批评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学院批评家的批评职业化。怎么讲？卓越的批评家，首先应当是卓越的学者和思想者。因此，卓越的批评家，应当出现在学院，应当是以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为专业的学者。当学院批评家把批评职业化之后，‘批评’成了‘职业’，而‘学术’成为‘兼职’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就失去内涵和潜力了。就此而言，现在的批评家群体，是由退化为高级批评手艺人的教授们作主体的。 ”
因此，肖鹰提醒说，“尽管从现象上来看，原本在学术体制外的批评家、作家都纷纷获得学院身份，以批评和作品代学术，做起了教授。但是，应当看到，与其说他们需要大学，不如说大学更需要他们。因此，就我的观察，非学院批评家和作家的转入大学，不是他们自身的学院化，而是学院批评的非学院化。 ”
今天，热衷“文化批评”的教授，都是拿着文学博士学位，戴着文学教授帽子，但却似乎很羞于读作品、谈文学
比起 “文学批评家”的头衔，肖鹰更适合被称为 “文化批评家”。在文学已经被泛化的年代，文学批评需不需要文化视野？将“文学批评”拓展至“文化批评”的范畴，是否对它的发展更加有益？肖鹰说：“文学批评需不需要文化视野，重温一下文学批评史就明白，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批评家不能打着“文化批评”的幌子抛掉作品，空谈“文学批评”。
“有关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讨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界谈了很多，这是西方文化批评思潮在中国的‘旅行反映’。在西方，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西方现代批评经历了形式主义思潮和相应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运动，倡导‘文化批评’，就是对‘新批评’的文本主义的反动，物极必反。 ”
“中国批评在接受文化批评的时候，忘记了刚刚翻过去的‘政治批评’这一页历史，一嚷嚷 ‘文化批评’，就把作品扔了，把‘后殖民’和‘消费文化’在大会小会上死炒。”肖鹰坦言，今天，热衷“文化批评”的教授，都是拿着文学博士学位，戴着文学教授帽子，但却似乎很羞于读作品、谈文学……
肖鹰说，从西方来看，文学教授做文化批评，是一种学术分流，就像理发的人分出一部分专门洗头。但在中国批评界，有不少教授热衷于呼吁大家去做洗头工，以为再做理发师就不时尚了。“这是一个认知误区，这个误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批评无文化，泛文化而无真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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