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作为不断探索未智和求智及超智的“反”

　　作为不断探索未智和求智及超智的“反”
　　
　　——反文学/反哲学/反文化/反理论/反艺术/反科学
　　
　　文盲
　　
　　没有“正”这种传统和中心或权威，又从何来“反”？没有“反”这种先锋和批判及超越与反构，又从何来“正”？
　　
　　反不是反，不是为反，而是超正，而是超反。使反而非反。非反为混沌。精确（秩序）和反序（不确定）都在混沌之中。混沌为有。从“有中生无”生出“无中生有”。一切从不断变化开始。
　　
　　一切的知识都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最多只能算是知识（对识的别）。
　　
　　一切的智慧都是为人的。为人的东西来自我们最深处的内部的魂灵之本能（宇宙和高维超空间的本能）。一切来自魂灵之本能的智慧只能使人开悟启智见性，人的本能只能为人。
　　
　　一切的知识都只能是传授和学习的。一切可传授和学习的知识都是死记和教条的。
　　
　　一切的智慧来自于本能，只能是自生的。而本能的智慧只能是感悟和反应机灵的。
　　
　　一切的知识使人见识。
　　
　　一切的智慧使人见性。
　　
　　知识区分善恶。而智慧却超越善恶。善恶为伪形。所恶为善。所善为恶。一切自智自见。一切自见自悟，一切自悟自性。
　　
　　知识使人生疑，智慧使人生智。
　　
　　知识是个伪命题。知识存在吗？谁能证明？知识并不存在，作为虚构，它只存在我们镜像当中。只是为了消费和耗尽。
　　
　　为此我为文盲。为自己读太多无用之书而文盲。为自己明晓众多事理而无知为文盲。为文盲而不断求智为起点。
　　
　　又是到了该淘汰和超越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本能，往往身不由己。
　　
　　我的“学习自己”就是学习自己的未知自性和未智自性。我的“自我教育”就是开启自己的智慧。自我启蒙。自己淘汰自己为文盲，自己超越自己为反。无上奥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是文盲的反。不是别的反。我的反是自性，由自见而生。是我的自智。
　　
　　在这物化透支的弱智时代，生存环境因为缺少保护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反复无常灾难不断，气温一高人心就浮躁，血液就急躁，情绪就暴躁。哪里还有什么心思静下来做人。没法静下心来，血管汹涌澎湃，生命开始短暂，每个人的时间并不多，废话一定要少说，废话说多了不只是啰嗦让人烦躁，而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要想珍惜生命，就少说废话。
　　
　　每一次开会，每一次讲话，每一次发言，每一本书，每一种知识，每一次歌唱，每一次愤怒，每一次批判，每一次反思，每一种理论，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学科，没用的东西不但太多太多，而且还贯穿整个主体并使主体丧失。对我们没用的东西一直在奴役着我们。这是没有用的时代，是啰嗦的时代，是废话的时代，更是浪费生命的时代。时代特征就是以废为荣，以啰嗦为表征，以没有用为社会终极目标（有用），以有用为没有用。一切所谓的建设都只是换了个名称的更加变本加厉的破坏。社会根本没有进步，只有在原地踏步当中倒退，在破坏当中建设，在建设当中破坏。以此不断，建设也就成了真正的破坏而没成为超越。破坏也没成为建设。人们在所谓的建设当中一无所有，人们在所谓的破坏当中穷开心，因为破坏而开心，因为建设而一无所有。这样的建设有什么用呢？这样的破坏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都没有。既无利己也不利人。文明的进步不是破坏，也不是建设，而是破坏和建设之外的淘汰和超越。
　　
　　一、反文学
　　
　　因此我反对文学。我反文学是因为文学没用、无能、献媚、啰里巴嗦、废话最多。文学是用啰里巴嗦的叙述来描写，用无限多的废话来堆彻，用无能为力的修辞和意象来浓妆艳抹，用根本就没用根本就软弱无力的抒情（实为娇情造作）来粉刷，用空洞无比的华丽文采（技巧）来遮蔽真相来掩盖见不得人的丑陋。从头到尾都叽叽歪歪废话连篇。不但不嫌累，反而更起劲。明明一句话或几句话可以说完的说明的，偏偏要拉拉扯扯个没完没了，故意把它拉长，就像封建社会里的老太婆的裹脚布，真是又长又臭！结果是一句话可以说完的，到文学手中全都变成了所谓“故事曲折，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鬼哭神泣”的几十万字或几百万字的宏篇巨著。里面除了一句话是有用的（更多的时候几百万字当中连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其余的全是废话，全是没用的东西，全是消谴的无聊，全是骗人的鬼话，全是在浪费别人的生命。这种所谓的“愉悦”说白了就是一种屠杀！既不启智也不娱人（只愚人），要它有何用？可文学迷们却还读得津津有味，还沉迷于文学这种欺骗当中。
　　
　　人类需要的不是愚智，也不是弃智和抑智，而是启智。
　　
　　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文学是供人休息的。这种辩护是苍白和骗人的！要阅读这么多的字，先不要说有没有弄明白字里行间的废话陷阱，就是光读这么多字，脑袋和眼睛及意识都不可能闲着。阅读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字里行间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光是读完这么多字（认真的阅读就如同在资料库找资料），光是时间耗下来，精力和心神就会心累眼困而伤神。最后什么也没找着的结果就是累得半死。这根本就不是休息，而是害人。
　　
　　反文学，不但是为了启智明智，而且也是为了反对文学骗人害人。揭示真相，对文学的淘汰，这就是文盲的启智行动。生命不等人，文学还有必要存在么？生活节奏这么紧，生活压力这么大（并且是越来越大），人类还有闲暇来阅读么？没有！文学没用，人类还需要阅读文学么？不需要！
　　
　　我倡导的反文学是我倡导的反文学，而不是克洛德·莫里亚克提倡的那个“反文学”。我（文盲）倡导的反文学根本就不是文学，而是对文学的批判和淘汰及超越与反构。而克洛德·莫里亚克提倡的那个“反文学”其实仍然还是文学的，并且是文学的一种风格，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继承和延续，并且使文学更坏更狡猾更奸诈更残忍更没人性。他提倡的“反文学”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文学，而是伪反文学（是文学内部的改革，而不是淘汰和超越文学）。
　　
　　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反文学”试图“取消文学情节描写，把真实情况挖掘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而不是要借助于事先安排好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全把他们的主观意图强加给读者”，以为这样就“排除了浅显易懂的文字，因为浅显易懂使文学含有贬义”。从而达到了“用非文学的手段去表现不可捉摸的事物”的目的。他以为只要这样，就可以完全否定文学本质。事实上他做的和他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目的是想否定文学的本质，但是他所努力奋斗的结果却表明：他只是为了更加努力地捍卫他所“否定”的文学，他只是为了不想让文学变成浅显易懂，他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不想让文学含有贬义。他努力把文学变成褒义。克洛德·莫里亚克还犯了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错误：他所推崇的“表现”并不属于他所“否定文学”中的实际行动（实际行动不是为了表现），而是仍然属于传统的迂腐范畴。这种错误使他并不真正反文学（否定文学），反而使他更加热爱（肯定）文学，使文学永不含有贬义。当然，这种错误使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反文学”一点儿都不彻底，仍然被文学收编和吞噬。他一直都没清醒意识到，文学根本就不可能被改造成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文学只是文学，因为文学就是文学，因为文学只能是文学。如果文学不是文学，那么就什么都不是！因此，改造文学是多余的，也是没有用的，更是浪费生命，不但改造不了文学，反而使文学更加变本加厉。所有热爱和追求及从事文学的人都是文学的奴隶。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反文学”之“表现”，最终也成了一种表演，也只不过和文学一样：只是为了被别人看（阅读）。只不过成了文学里的一个流派。
　　
　　我文盲倡导的反文学，不是为了改造文学，也不是和文学同流合污。我对文学一点儿感情色彩和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对文学根本就没抱任何幻想和希望。对于文学，我站在时空的高度，是为了淘汰它和超越它。用它看不见的另一面来淘汰和超越它。反文学不是文学，也不是文学的化名，反文学只能是反文学。反文学不是和文学一伙的，也不是文学的同类。反文学和文学之间的唯一关联就是反文学对文学的淘汰和超越。不但要彻底淘汰文艺规律，而且还要超越文艺规律。文学的规律对反文学来说是有害的。反文学杜绝一切规律。一切都是反规律的。规律是人用来自己骗自己的。
　　
　　反文学与文学恰恰相反。这个相反，不是左，也不是右，不是前，也不是后，而是淘汰，而是超越。超越文学，是因为一切规律都是束缚自由的，是因为一切规律都是扼杀创造的，是因为一切规律都是过时落后而迂腐并阻碍人类发展的。
　　
　　反文学与文学相反，这并不意味着反文学就是乱来就是盲目的蛮干就是乌合之众。反文学是去文学化，是去文学的经验化、技巧化、无能化、弱智诈骗化，去书写的模式化、去抒情的表演化，去文学的有限化。反文学从不按文学的任何思维方式来。
　　
　　文学是属于已知的。已知的就是过去式的。
　　
　　反文学而是属于现实的未知和未智的。
　　
　　反文学的实践是本能智慧性的，拒绝任何经验。反文学的实践是在不知道当中的未知未智中进行。在认知之外。是认知之外的探索。反文学揭示的不是知识，而是反的未知未智。反文学不是为了认知，也不是为了认智，而是为了启智。真正的智慧是在不确定的危险中作出本能的正确判断和果断行动。当然，也只有不断求智的文盲才如此做。　　二、反哲学
　　
　　西方的反哲学（后现代哲学）运动也是如此。表面上看，西方发起的反哲学有“对现代哲学的挑战作用，是对哲学的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是背离现代哲学的观点、方法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模式，是发展哲学的思维方式或新途径。没有反哲学就没有哲学的进步”。（这是后现代学者于奇智的概括，当然这种精辟的概括无疑是准确的）。问题是就哲学本身而言，根本就从没进步过。不但没进步，反而还倒退了。不再思考问题，根本就不用思考，只是在考究中就企图想找到答案。没有对问题的思考，所谓的答案（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是伪答案。最后还是免不了被哲学收编的可悲宿命。西方的这种反哲学（后现代哲学）革命不彻底的原因主要在于：一、它的努力和奋斗及革命只是对哲学的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只是到批判为止，并没有淘汰和超越哲学形态。二、它背离现代哲学（也包括之前的所有哲学）的观点、方法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模式，只不过是为了发展哲学的思维方式或新途径，并没有淘汰和超越哲学的意识，一切只在哲学的内部进行。三、西方的反哲学只是为了哲学的进步（对哲学的开放），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反哲学，更不是为了淘汰和超越哲学。
　　
　　西方的反哲学中最勇猛的天才爆破手德里达算是反哲学中最彻底的先锋（他是我最敬重的少数人类精英之一，我从他那里受益最多，我批判他是因为我爱他，是因为我认为他做得还不彻底，所以我批判他是批判式地传承他的不确定之先锋书写精神），可他对哲学的反思和解构仍停留在观念的结构上的批判，成了哲学观念和形态的新型分析员。他只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都是结构”，结果是德里达本人的解构最后同样成了一种结构，同样没逃脱被哲学结构收编的宿命。德里达的解构成了哲学结构当中的一种（或称为开放的结构，不确定的结构，自由的结构，德里达的解构其实只是有松动迹象的结构，这种松动迹象只是他从语言分析得来的，当然也是不大可靠的，最多只能是对自己所努力当中的一种幻像）。这可能是德里达本人也没意想到他终生努力的结果会只是如此。“结构”当然是有害的，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形态模式，最典型的其实不是哲学，而是人（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最能体现自相矛盾这四个字。
　　
　　虽然西方的反哲学（后现代哲学）主张变化和发展，虽然它反对终极观念（把观念搞活了搞不确定了），虽然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中心，但西方的反哲学（后现代哲学）仍然是一种结构（可商量的结构），仍然是一种哲学（可商量的哲学），仍然是一种据说是新的经验和认知及技术，仍然没能逃脱哲学的天罗地网，仍然没摆脱哲学这种形而上的宿命。虽然每一次的解构策略都在使结构出现了中断、分裂或解体，但是每一次解构的结果却又产生了新的结构，并且这新的结构还是结构的一种，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差异”。德里达的立场看似坚定的，其实是松动的，非常之聪明，聪明并不是诚实，你在他的解构策略中无法看出他的立场（是不确定的）。当你以为他的反动是批判的，可是他却说不是；当你以为他建构的，可是他却说不是。他的“Yes”其实是“No”，而他的“No”既不是“Yes”也不是“No”，而是非“Yes”也非“No”。当你以为他是为了凸现不确定性，可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对立场的肯定和否定都极其那个，这就是他的策略。他的这种嬉戏行为，他认为又是非常严肃的，当你认为他是严肃的，他却回答说不是的。这不是千变万化的悬浮，而是他的不确定之暧昧策略。
　　
　　其实德里达的努力是把结构（不满意）拆开，又重组（满意，或者不满意），然后接着再来。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推翻哲学和整个传统，而是想把整个传统敞开，把自己变成传统的一部分。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打入整个传统的内部当卧底，乘传统不注意就反戈一击，以为传统就会被他捅死被他取代，他以为这样就达到了他解构的目的。他的行为不是终结传统，也不是终结历史，而是对历史这种结构的延续。这就是德里达解构中的中断目的：把中断变成另一种衔接，把分裂变成另一种连续，把解构变成另一种组合（结构）。虽然德里达的努力促使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但哲学乃至整个传统的本质仍然没变。德里达对哲学和文学乃至整个传统只是身体力行地打了几拳吐了几啪口水捅了几刀，由于打蛇没打到七寸没打到要害，对哲学和文学乃至整个传统并无大碍（流点血负些伤只要不致命，哲学和文学及整个传统就不可能死）。德里达对哲学的进攻不如尼采凶狠有力，对语言的分析也是滑软的，对政治和民主的见解是天真和啰嗦的——比如他对友谊政治学的立场，就是如此。在政治场境当中，所谓的友谊（啊！朋友）只是策略和手段，只有政治才是目的。而他却从根本上混淆了两者。他试图解构政治和民主这两者，结果却是见拙的。他对文学和书写总是夸大了事实，并且这个事实还只能算是伪事实。德里达同样废话多过口水，所有严肃的问题都被他用无数的废话这种不痛不痒的口水来处理。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天马行空是博学多才，其实力度和力度的精确度还不够，连哲学的要害碰都没碰着。
　　
　　比如他对“宽恕”一词的认知，既是啰嗦的，也是模糊的，并没有真正把“宽恕”剖开。“宽恕”的完整性并不只是何为宽恕，还包括为何宽恕、凭什么宽恕、为什么要有宽恕、宽恕的延伸和突变、谁需要宽恕、宽恕了又怎么样、不宽恕又怎么样、宽恕有什么用。更包括宽恕的伤害、宽恕的前提、宽恕的法律空间、人性空间和政治空间。也就是说，德里达一生中最重要的宽恕思想回避了（没探讨）宽恕的存在之根本，他只不过是在“承继对哲学局限的意识呼唤哲学之外的其它东西，对他者的呼唤是解构的原型”。这就是他的非常肯定，也就是他的坚定立场。可惜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局限的狡猾性。一个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当然是一种进步。问题是：如果这个人改不了自身的局限，也无法超越对自身的局限，那么他就被自身的局限所挟持了。除了焦虑和恐惧及麻木以外，就是无奈和无助。也就是身不由己。当宽恕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成了被不可宽恕者百般利用和万般挟持的工具时，宽恕就没用了，于是好坏又出现了。比如有人当着你的面，把你的老婆女儿都轮奸了，然后又杀死她们并肢解她们拿来吃了，同时也把你德里达所有从未公开过的作品（而你却又是渴望公开得要命），连同你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没收或掠夺了，目的就是想把你逼死，这时你能宽恕吗？你不能（除非你冷漠和麻木得无所谓）！因为你有恨！如果你能宽恕就说明你不是人了，而是没情没爱的冷血动物！宽恕是属于人性的，对待非人性，宽恕是无奈和痛苦的。也就是没用的。也就是说，宽恕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什么情况可以宽恕，而有的情况是不能宽恕的。有权力的人宽恕权管范围之内的人则说明他是道德伦理模范。是一种表演，是专门给别人看的。其实内心则是无比痛苦的。宽恕是被逼的，是被文明所逼的，是专门撒在痛苦中的盐！是来自道德的巨大压力——道德的道具。
　　
　　所以，宽恕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成了影响（模范）。宽恕还必须包含“不宽恕”在内。比如你把一个人给无缘无故地残忍杀害了，他的家人不但悲痛欲绝，对你肯定也是恨之入骨，恨不得乱棍把你打死。如果他的家人没能力报仇，那么他的家人也只能“宽恕”你。如果这事发生在战争年代敌我态势，除非他的家人死光，除非找不到你，除非你被别人打死，除非战争结束，不然他的家人是根本不可能宽恕你的：一定报仇。不杀你是因为他的家人希望你能忏悔改过，不杀你是因为他的家人还有人性，不杀你是因为他的家人希望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人。如果你对他家人对你的“宽恕”不领情，那么他宽恕你就毫无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如果这事发生在和平年代，你杀了他是犯罪，你必须受到法律惩判。他的家人如果不是同时在现场（假如在现场，他家人为了保护他，也可以把你合情合理地杀了，这算正当防卫），那么他的家人就不能杀你。如他的家人要杀你，那么他的家人就是在犯罪。在法制社会，恩怨仇恨不能私了，也不能感情用事，那么他的家人就只能宽恕你，法律怎么惩判你那是法律的事，与他的家人无关。不管在何种场合何种条件，他的家人宽恕你并不等于不恨你，他的家人在宽恕你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宽恕你，只是把报仇的机会移交给了法律移交给了你的忏悔移交给了和平和时间。也就是说，宽恕是悲痛的，是有代价的。如你杀的是他本人，而他本人又没被你杀死，那么他宽恕你不但包含了伤害，也包含了危险（来自你的报复）。所以“宽恕”是有前提条件的。谁来宽恕？为何宽恕？怎么宽恕？宽恕了又怎么样？宽恕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也就是说，德里达对“宽恕”一词并没厘清，只是棱角模糊的圆滑。他的宽恕只是想象当中的宽恕（是一种被称之为高尚的虚构道德），只能是停留在书面上的不现实之词语。并不是现实当中的“宽恕”，他对现实当中的“宽恕”是含混不清的，他探讨的宽恕原来只不过是对伤害（事件发生过后，宽恕之前）的劝让，劝其受害者或受害者的家属采用“宽恕”来处理伤害来遗忘伤害。同时也是对故意伤害者（凶手）的狡辩。“宽恕”在德里达眼中成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形而上投机，成了一种做给别人看（包括所谓的顾全大局）的策略。这种行为当然也是对“宽恕”的无情伤害及解构。
　　
　　哲学的要害是什么？是彻底淘汰和超越及废除它！因为哲学成了人类进步的障碍，捆住了人类的思维，使人类无法进步。德里达就像是在嘻哈音乐中的绕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强烈动感（生命力和冲击力），实际上这种动感却是非常机械的，在节奏之内如此有限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了很多，实际上全是成了节奏的傀儡，并没有超越和淘汰有关节奏的控制和奴役及构设。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德里达的废话实在是太多了，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他的差异总是叽叽歪歪的啰嗦，让迷者眼花缭乱头晕头胀，让清醒者生烦！用废话来讲道理，能讲得清吗？越讲越不清，简直就是浪费宝贵时间。
　　
　　哲学全是僵化的废话。哲学家讨论的大多数都是废话，一点儿用都没有还霸占着人的思维。已明显落后于现实的当下，已明显落后于问题，成了只能被唾弃的愚乐对象。
　　
　　这世上有哲学吗？这世上没有哲学。
　　
　　这世上没有哲学吗？这世上只有认识的幻像。而且这种幻像还是重复虚拟的。
　　
　　然而，哲学的幻像又是怎样被虚拟出来的呢？为什么要虚拟出来呢？谁需要呢？虚拟出来又有什么用呢？用什么虚拟的呢？幻像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一切都只是把认识宗教化了。把认识乌托邦化了。认识本身就是有局限的自相矛盾，为什么还必须要用认识来作出判断呢？标准的虚拟就是所谓的专业消费，专业是被认识这种消费的局限思维虚像出来的，与现实无关，与无用有关，而且幻像还有变化的本能。
　　
　　我反哲学就是反对哲学就是去掉哲学这种无能的幻像的海市蜃楼之虚幻，就是为了打破哲学这种虚幻对现实的禁锢。我反哲学是为了打乱思维的任何固定模式，让思维不再僵化，让思维活跃起来，打破认知这种虚幻并淘汰掉，让人不再浪费时间让人不再假装沉思（伪思），让人还原（生活）在没有认识这种虚幻的求智现实里，让人的本能反应更加快速更加千变万化地在更加不确定的现实中高效解决千变万化的复杂问题，让求智失控，让探索更具风险，让风险更具刺激，让智慧更具挑战性，让解决更加精彩。
　　
　　三、反文化
　　
　　我反文化是反对文化设立的阶级斗争和认知岐视，让反文化成为自身素质不断自我提升的反构修养，对自我这种形态的不断分形殖态，让自己千变万化地塑造自己，让自己的可塑性更加多变。
　　
　　我的反文化根本就不是文化。也不是罗扎克·雷奇等人提倡的那个“反文化”。罗扎克·雷奇等人提倡的“反文化”只是反对主流文化，争取社会对非主流文化的身份认同。他们试图对个人的“内在经验”进行神秘的“宗教革新”，从而“满足人的真正要求和新感性”，以为这样社会就可以自由，以为这样就可以同现有的文化彻底决裂，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反掉技术统治论，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技术过程就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技术信念，以为这样的反技术冲突就会改变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他们极力否定极权主义，虽然他们试图在对现存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让每个“我”都有绝对价值，让所有的个性人道化，并恢复个性丧失已久的完整性。但我还是要说他们仍然不够彻底，这仍然是乌托邦，是几千年前人类第一位编辑孔子（专门靠删编史官的记载而出名的投机分子，想当官想疯了，向统治阶级献媚的哈巴狗，人类的第一个公敌，帮着统治阶级来收拾人民“教育”人民服从听话当奴隶的统治阶级走狗）的大同（在驯化人民的结果中构建中庸之和谐社会：所谓的和谐社会实为不可能的伪和谐，实为不断千变万化的统治术——新时期的愚民政策，继续没收和掠夺及剥削人民的希望之幻想，让人民继续在失望和绝望的苦难之陷阱中不断保持希望这种挣扎之态势。在被没收和剥削及掠夺与榨取一空的贫困现实当中，在各种矛盾不断因无能解决而越来越尖锐的苦难现实当中，能和谐吗？人民能把痛苦当作快乐吗？不能。）幻想之续承。
　　
　　罗扎克·雷奇的“反文化”之“内在经验”其实就是意识技术，用宗教革新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用革新过后的这种乌托邦来制造每个“我”的绝对价值这可能吗？罗扎克·雷奇只是把他的“反文化”当作了“神秘的宗教革新”，这只是一种寄托，一种不现实的寄托，永远都有个盼头的寄托（所有宗教的高明之处，就是让人在自己死了之后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只能在寄托中永远期待。他所提倡的“绝对价值”不但是永远都在期盼的寄托，而且也是浪费生命的愚蠢行为。其实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价值，又从何有“绝对价值”？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个性丧失”这并不是什么个人的“完整性”问题，也不是社会的技术问题，更不是政治的极权问题——绝对意识形态问题（和这些问题只有外围的关联），最主要的而是个人的自身问题：自身觉悟丧失的问题。所谓的文化问题，只不过是个身份问题——社会价值认同的地位消费问题。罗扎克·雷奇他们的“反文化”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身份认同，希望得到地位消费权的承认。他们以为认同就是平等，平等就是理想社会，自己就受益无穷。认同你并不等于社会就平等就没阶级斗争，而且平等也并不等于是理想社会。理想社会是幻像，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梦。
　　
　　而我文盲的反文化就是消除文化，让文化从个体记忆中消失，让文化作废。我反文化不是为了身份，也不是为了认同，更不是为了地位消费，而是为了拒绝认同，而是为了忘弃认同，而是为了激活个人天生俱有的自主性之本能，把个体从社会这种集体的同化中抢救出来，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之个性，不断繁殖个性，反对同化，强调异化，个性的张力就在于异化。把自己异化为不断求智的文盲，让文盲行动来提升你不断求智素质的修养。不是为了给社会看，而是为了自我充实的不断实现，也就是对自身的不断提升和不断超越及不断反构。
　　
　　我的反文化就是让个体（自我）独立并自治自主，让个体都饱满起来，让个体都在独立自主自治中成为强者，以此削弱集体对个体的剥削和奴役。集体分散就是个体，而个体自愿聚在一起并紧紧志同道合地互助互爱互尊起来就是集体。问题是集体往往会变质，常常用集体吞噬个体剥削个体奴役个体并没收个体的所有，以为个体所有的一切都是集体的都归集体所有；以为个体要服从集体要听集体的，集体以为自己是个体的永远领导管理者，要个体怎么样个体就必须得怎么样，以为个体永远都是集体的。集体只是把个体当劳工当工具当奴隶，并没把个体当作人来对待，根本就从没尊重过个体，也从没真正替个体考虑和着过想，只想着自己。这就是集体的极度自私和无情无义。集体总是以个体为代价，集体总是把快乐建立在个体的痛苦之上，集体对个体的百般剥削、压迫、榨取、奴役，往往被集体这种剥削阶级的愚民政策美化为无私的奉献、无私的贡献、舍人为己人（集体）、大公无私和劳动模范。集体如此的目的是为了软化个体懦化个体弱化个体，让个体根本毫无能力独立自主自治，让个体更加依赖集体，让个体心甘情愿地被集体所无情剥削、压迫、榨取、奴役。在这里，集体并没有起到团结和万众一心的作用，反而起的是损人也不利己的破坏作用。
　　
　　集体既然如此不爱护个体，如此不维护个体利益，如此损害个体利益，对个体如此残暴，那么个体也就没有任何必要来维护集体。个体分离（反抗和独立）出来会自愿按和自己有共同意愿的其他个体从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构建真正爱护自己的集体。不过追求通常都是在过程中。一旦形成了集体，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将会随之而来。所以说，个体永远只能是个体，集体永远也只能是靠不住的：永远只能是有危险的松散的（松散的裂缝一直都存在并不断加大着，集体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弥补裂开的缝隙及维修缝隙），反而还变本加厉地把裂缝快速加大，最终导致集体的灭亡，这就是集体的残暴之愚蠢和无知之野蛮。　　四、反理论
　　
　　以前一直以为理论永远高于现实，这种肤浅的认知是个天大的错误。这种认知其实只是对现实不满的发展和改变的虚构，一种对幻像的模仿，用模仿来设计和规划现实。这就是理论害人的误导。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教育的误导之中，根本不知道错误为何物，真是可悲。
　　
　　现在是现实远高于理论，现实才是理论必须学习的榜样。
　　
　　理论滞后于现实，被现实远远甩在后面。理论再也没有任何能力来对现实进行指手划脚或规划或改造。理论连和现实平起平坐都不可能了。理论从指导现实，变成学习现实、研究现实、分析现实、模仿现实，现实成了理论的老师。这是知识对无知的学习，这是无知对知识的教育，世界从此将反过来转，只有知识分子才会不习惯。
　　
　　现实为什么高于理论？这主要是现实向自己学习并实行自我教育，根本就不按理论的教条来行事。变化是乱七八糟的超确定，根本就没规律，当然也就无法作出理论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论在僵化中根本没能力进步，也做不到与现实俱进。没能力指导现实，落后也就是必然的。现实高于理论，同时也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现实进步了，要么就是理论倒退或原地踏步了。现实进步了是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理论落后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进步之结果。也就是理论对现实无用。理论被现实淘汰和超越了。
　　
　　在现实当中，涌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现象，只有现实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实的进步是现实的自觉行为。由于事先现实并没有告诉理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理论之前只能是一无所知。这不但是现实对理论的不信任和惕防，而且也是理论一直测不准现实的变化。没办法，理论迫于无奈，只好跟在现实后面找机会赢回面子。理论跟在现实后面，好听的说法就是叫调查研究，试图找出个中原因和规律。不好听的说法就叫投机，向现实献媚，虽然动机不纯并笑里藏刀，但却是理论必要的策略。
　　
　　理论不如现实，现实一直高于理论。理论堕落得如此无能如此无所作为，已丧失了先锋性（先进性）和前瞻性。这是理论看不起和轻视现实的结果。现实反而有了先锋性和前瞻性。比如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一切的理论竟然预测不出任何迹象，竟然一无所知，事件发生时，理论被事件的突然发生搞得措手不及并茫然失措，一下子全都愣住了，事件过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对策，理论的智囊性已荡然无存。等尘埃落定理论回过神后，理论才开始研究9.11为什么会发生，才知道9.11就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的开始，才知道9.11就是反恐全球化的开始。
　　
　　理论体制封闭，反应迟钝，思维僵化，逻辑教条，根本就没有应急的本能，所以才对现实的当下变化一无所知，无法在不确定中作出正常的预测，更没能力提出好的而有效的建议，只对过去所知，只会对过去指手划脚，只擅长对现实进行过时迂腐的考究和索引。
　　
　　事实证明，只有现实才是千变万化和自主创新的。没有理论在现实发展道路中的碍手碍脚，现实的进步才更快。现实的腾飞源于丢掉了理论这个沉重的累赘。
　　
　　现实只有靠自己的无知（实事求是的求智）才有进步。这就是现实的文盲行为，靠自己需求的本能来指导自己前进。这是“有为”的自动行为。
　　
　　新千年刚开始（2003年4月11—12日），国际理论跨学科权威前沿学术期刊《批评探索》杂志编委会的全体编委成员都聚集在美国芝加哥，广泛讨论了理论跨学科领域的未来。这些国际赫赫有名并如雷贯耳的先锋权威理论巨头们虽然在会议上并没有宣读什么论文（由于书面论文之前已提交，现场只作了简短的陈述和提问）。这些没有丝毫生活压力（生活无忧）的巨头们啰里巴嗦了半天，也没啰里巴嗦出个像样的结果来。虽然主编米切尔一再宣称“此次会议是一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同寻常的会议，是超级媒介的产物，同时又是直接面对面碰撞的结果”，但从所有的发言（包括书面的正式的论文）来看，基本上都是废话加废话还是废话，除了发牢骚证明自己无能以外，确实没弄出个什么有智囊性的玩意儿来。《纽约时报》对此次会议的报道（“最新的理论是理论并不重要”）被主编米切尔说成是轻蔑的，而《波士顿环球报》的有关报道（“理论危机”）却被主编米切尔说成是风趣的。废话是理论，屁话也是理论，啰里巴嗦也是理论，难怪《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这样的全球资讯中心会如此报道，理论家们还总是埋怨《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对理论根本都不懂。全球资讯中心会如此报道，这并不是学术会议因为太多而变得不值钱，而是《批评探索》浪费了“批评”和“探索”这两个词，而是《批评探索》根本就没什么用，更直白的说，就是这些权威先锋巨头们的僵化的理论思维对人类的进步没什么用。所以人家根本就没指望你们这帮喜欢开会的会虫的不痛不痒之狗屁废话。这些理论巨头们的“思考”不是重复重复，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这些理论巨头们的“高见”不是落后就是平庸，玩语言游戏才是真正的国际权威，他们的价值和作用，老实说，还只能在语言游戏上，他们还只能是语言游戏的分析工程师。
　　
　　这些广为人知、颇有影响（对知识分子来讲）的国际权威为何只会如此呢？原因是他们的理论批评及思考和见解都是过时的，远跟不上现实的时代变化，只限于在理论内部的小圈子传播。
　　
　　桑德·吉尔曼面对现实，最后只好承认“……记录表明在过去4000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不仅大多数时期是错误的，而且他们错误的方式是腐蚀性和坏破性的”。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人类进步的危害性是多么的大。也由此可见我写的《知识只能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专门阻碍人类进步的智障人士》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希利斯·米勒还坚持认为自己和理论同行“都接受过特殊的训练，特别有资格做能影响人们投票的及时干预和分析”，他甚至还认为只要“受过非常的训练，擅长修辞分析，有资格揭露总统及其内阁和五角大楼的同事在讲话中使用的潜在论证和说服人的手法”。这当然是在向美国人民推荐自己。问题是美国人民并没有认为他们这些理论巨头们真的很行，所以也就没有启用他们这帮自称最擅长修辞分析的人。其实米勒犯了一个错误，“潜在论证和说服人的手法”并不是如米勒所说的那么简单，也并不是米勒他们擅长修辞分析就搞得定的，而修辞分析也并非如米勒说的那么厉害和能干。修辞分析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过时和陈旧的，用来分析修辞的不确定性根本就没法准确分析。搞理论的人用脑袋确实不怎么灵光。说实话，官员都是人精，精英官员更是人精当中的人精。即使他们在撒谎在欺骗人民，你又能怎么样？当你用修辞分析法去揭露他们时，他们早就可以证明自己根本就没撒谎没欺骗人民，他们在撒谎和欺骗人民之前，对谎言和欺骗行为早就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撒谎反欺骗的有效论证。这个问题是个圈套，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们错了，一旦你去揭露他们时，恰好又证明你错了。他们把错变成了对（这是政治魔术，人民根本就看不见魔术的背后），把你的对变成了你的错，到时你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嘴巴长在他们身上，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不准他们做，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做成），他们怎么解释都可以，他们在说或做之前都已经充分评估了说或做的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变故，他们总能镇定自如地自圆其说。若你攻击他们，你就恰恰解了他们的围。你对他们来说，终于又多找了一个反击的借口。他们善变，因为他们这些政治动物比狐狸还狡猾。因此他们擅长语言魔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理论观点还停留在庸俗后现代美学（后现代也有不同层次的后现代）的庸俗认识层面，他理论当中的所谓四个层面，全是空洞的，全是假大空，毫无创新之意。他“认为只有把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和一种生产方式来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我们周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只是通过所谓的“理解”来研究事物的发生。我看过他为数不少的分析，发现他的分析都是过时和平庸的。比如说，他对电影的研究（远不如德吕兹对电影的研究），他这个先锋理论的权威研究的电影，我没想到竟会是些平庸无奇的影片。他明显已落后于时代，更落后于当今现实之当下。他在《后期戈达尔电影中的高科技合成》一文中，对《激情》、《名叫卡门》、《游戏规则》这类平庸的影片兴致勃勃的探讨，还有他对嘻哈音乐（hiphop）这类黑人街头传统音乐的探讨，是非常平庸和浅薄的，不得不让我怀疑他的先锋欣赏水平和鉴赏能力。因为他探讨的这些电影和音乐毫无新意，更谈不上先锋。他离开了他绕舌废话（如hiphop那样）的强项专业，探讨专业之外的则显得一点儿都不专业。对于他根本就不懂的，他看起来很懂，其实他一点儿都不懂，似懂也就是非懂。对于他这样的国际理论权威来讲，说他老土一点也不过分，可他还认为自己“很先锋”。
　　
　　此外，哈特和内格里（比如他俩合著的《帝国》实为拼凑）、齐泽克等人对陈旧腐朽的旧观点的挪用和嫁借更是俗不可耐。
　　
　　…………
　　…………
　　
　　理论还有什么？没有用！因为没有用而存在，最起码这是一种行业，最起码这行业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人上岗就业。千万别学，一学就完蛋。
　　
　　理论自从被自己制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束缚化），就已变得更加平庸化和弱智化及物化。理论对黑暗和现实的集体失忆、麻木和冷漠，使现实早就对它失去了期望。
　　
　　理论在现实当中还剩下什么呢？什么对我们有益的都没剩，剩下来的全是有毒有害的，全都起负作用。改革世界是现实的当今政治作用。我们要用更专业更先锋更超前的立场来淘汰和超越理论。理论的探索精神早就没了（从一开始就没了），理论成了阻碍人类进步和求智及求新求变的绊脚石。反理论只能是人类前进的唯一现实选择。
　　
　　五、反艺术
　　
　　艺术也是如此。艺术给自己的定义也很可笑：艺术只有艺术家去做，才是艺术才叫艺术。其他人做的就不是艺术就不叫艺术。比如在街头裸奔，比如在集会，比如从高楼上跳下来，比如把大便或垃圾放进艺术馆或博物馆，等等，艺术家去做，就是艺术（美其名曰就是为了艺术实验或这就是一种艺术，只是你们还不懂），就没事就允许（究竟谁给了艺术家特权？）。要是老百姓（非艺术家定义的本能艺术工作者）去做，就不行，不但不允许，反而还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有病，甚至就会当作影响社会治安秩序而被执法机关抓起来。你看那些活不下去的弱势人士，他们被迫无奈跳楼跳桥，不但得不到正确的关注，反而还会被吃饱了没事干的记者或评论家专栏作家当作“想出名、想引起人注意、纯属作秀”的笑料来叽笑和讽刺一番。如果是艺术家这么干的话，记者和专栏作家及评论家马上就换了另一嘴脸：“啊！这是伟大的行为艺术！多么有创意！多么的挑战艺术的极限啊！太有先锋意义！”
　　
　　啊呸！　　六、反科学
　　
　　在科学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有个叫方舟子的诗歌爱好者（连诗歌的先锋前沿都不知道），不知怎么地，就从美国某大学读了个生物学博士的文凭，自称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可是从没见过他从事分子遗传等方面的前沿研究（比如如何才能开发DNA碱基序列的不确定性，比如要如何才能有效掌握细胞差异万千的个体内部之独立程序，比如要如何才能按个体的理想志愿修改人体细胞的生命蓝图，比如要如何才能删除细胞个体内的死亡程序，比如要如何才能使细胞不叛变，等等）。也没见过他在分子遗传学领域有任何建树（他的专业博士文凭是怎么混的？真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花钱买的。在中国的大街上博士文凭两三百块人民币就可买一个名牌的，而学校里印制的文凭却很贵，要几万甚至几十万才买得到，其实效果都一样。学校是批量贩买文凭的文凭生产中心和销售中心）。只见他天天用伪科学来反别人的伪科学。他自己其实就是伪科学人士，他首先应该先把自己打倒反掉才更具有说服力和诚信度。说实在的，方舟子这人顶多只能算是多知道点生物学方面的科普常识，只能算是知道分子之类的人（叫一个字都不认识的文盲去大学课室天天听课，按读博士的时间来计算，听下来不说是科学家，最起码也知道科普常识是怎么回事）。这么一个对任何科学领域的前沿（先锋）探索一窍不通的家伙，竟然成了反伪科学的权威。他的权威来自哪里？他的权威来自欺骗和打压，他打压科学探索（还没被传统证实的科学探索过程中的自由探索活动）和欺骗世人的权力又从何而来？他的权力来自他的两个同伙，一个同伙叫何祚庥，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前领导（一个毫无创新能力的技术官僚），因为对理论物理科学家有管理权（现在没有了，但还有管理影响权），所以有权决定国内任何一个无权的理论物理科学家的前途和命运，这叫行政影响权。方舟子的另一个同伙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司马南，因为是中央权威媒体，所以有媒体权威权，足以有权把你搞到家破人亡把你搞臭搞死。这就是方舟子打压自由科学探索的左右帮凶。一手持科学行政管理影响权，一手持权威传媒权，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说你是伪科学，即使你不是伪科学，他一棍子就可以把你打成伪科学。他以为他就是反伪科学的衡量标准。他说你不是伪科学，即使你是伪科学也就可以让你不是伪科学，全凭他一句话。他就是这么混世骗人的。
　　
　　方舟子还弄了几本包括科普常识之类的书，平庸无奇，其中有一本叫《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的破书（连任何一个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不敢称自己能破解世界之谜），他胆敢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本破书好在我看过，他这本欺世盗名的破书除了重复一般科普常识之外，我没发现他有任何个人创新之举。其实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现有的认智的能力而言，大多数仍是未知和未智的。不能说现有科学水平解释不了认智不了的，就说超自然现象是伪的。井底之蛙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你不能说井这么大，世界也就只有井口这么大。这样的人（据说他还有收别人好处的喜好）变成了借反伪科学来打压独立科学自由科学先锋科学的专制流氓打手。他有何祚庥这个技术意识形态官僚作坚强后盾作靠山，当然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何祚庥虽然是院士虽然号称自己是理论物理科学权威，其实他的理论物理的专业水平明显滞后。理论物理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先锋最前沿的学科，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先锋探索，要求从业人员必须不断先锋探索，可是何祚庥这样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技术官僚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管制理论物理科学家，难怪中国的理论物理的国际水平至今一直出不来（也没有人有条件去做国际先锋理论物理学界当前难度最大的超弦理论、圈量子引力论、标度相对论、非交换几何学论以及原因曲线论等先锋背后的基本物理原理的探索）。至于那个司马南，以前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揭穿伪气功大师之骗术是可敬可佩的，我万万没想到现在他竟然和方舟子这样有点精通国际科学骗术的家伙混在一起并同流合污，成了专制的新型打手（对科学探索一窍不通），我估计何祚庥老糊涂了才被方舟子这类人利用和哄骗了。
　　
　　其实方舟子等人的目的就是反智抑智，并打着反伪科学的幌子来公然反智和投机取巧。还有那个叫田松的家伙，蒙了两个博士文凭（哲学博士和科学史博士），竟然连科学自由探索自由都不懂。以为自己有两个破文凭就是学院代表就是科学权威，自己一点探索的能力都没有，还看不起民间科学家的探索。还说民间科学家只不过是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家不配科学探索没资格科学探索，民间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还“友好”地向民间科学家支招：大家要向业余爱好者转变，不要太认真，爱好就行了，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不是民间科学家干得了的和干得好的。他还认为民间科学家没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只能是“拒绝按当前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规范行事的科学爱好者”。还认为民间科学家对科学探索的追求虽然狂热无比，但是追求的行为本身却是虚妄的。一个叫江晓原的教授还称田松这人“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思想成果展露”。田松的思想成果是什么呢？说白了也就是反对科学自由和探索自由。我最讨厌这样的人，自己没能力探索创新搞不出个什么名堂，还不准别人搞，还认为自己真是什么东西，还自以什么狗屁专业学院权威自居。他还认为只有学院的专业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才是专业的。他还以为平时上班然后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科学探索的民间科学家不是专业的不是科学家是业余爱好。田松这个人可能忘了历史上有很多大科学家都是从业余探索中奋斗出来的自学成才。
　　
　　比如康德，他主要的专业是哲学，他业余时间研究宇宙，他对星云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诺贝尔获奖者罗伊·格劳伯，他的5篇在科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代表作论文，都被科学界权威刊物《科学》和《自然》排斥，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光学相干的量子理论的卓越贡献。比如爱因斯坦，以前一直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上班，当了好几年的民间科学家。比如诺贝尔奖得主斯坦博格，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家药剂实验室干清洗化学设备的工作，可是他刻苦专研，最后成了卓越的物理学家。比如莱布尼兹，一辈子靠当律师和给贵族写传记为生，用业余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多达41个范畴，他和牛顿一起争微积分的发明权，后因牛顿成立“自己的”委员会来裁决（调查委员会的11成员当中，至少有一半成员是牛顿的忠仆）而被强行宣判失败。他关于时空的思想却影响了爱因斯坦等人。比如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他的专业是量子力学，他用业余时间却创造出了遗传密码思想，并对分子遗传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道尔顿，原来一直是搞气象学和气体化学的，用业余时间来研究化学原子，结果却成了第一位提出化学原子假说的科学家。比如华莱士，他只受过初等教育，可他自学成博物学家，结果他有关生物进化论的原创思想却与达尔文齐名。比如出生在印度的拉马努金，贫穷让他中学都没毕业，33岁死于肺结核，他面临死亡那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一个大数学家一生的工作量，他完成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己通过“梦想”得到的结果被数学史称之为广义拉马努金函数（这个古怪函数含有一个高达24次幂的项，被称为魔数：魔数在没人知道缘由的情况下不断出现，并且往往出现在我们一直没想到的地方）。等等……谁能否认这些曾经是民间科学家的科学家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呢？谁都不能！有的在民间是被科学体制排斥，但仍有一些天才靠非凡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对科学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有的在世悲惨一生，有的在世默默无闻，有的只有死后才被承认，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探索创新着……
　　
　　探索也是自由的。只要感兴趣，只要有天赋（很多天才都被专业科学制度埋没在民间），任何人都有权利从事科学探索。很多专业人士因受专业视野的局限一生都碌碌无为，也有很多非专业人士（民间科学家，也就是没专业文凭，没专业实验室，没专业科研经费，甚至没生活保障）超越了众多专业人士，解决了众多专业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不断突破科学极限。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用读死书骗了博士文凭的家伙，自己没能力探索科学前沿，反而嫉妒别人探索科学前沿，还想尽一切办法来阻碍别人探索。这类人是有阴暗心理的（人性有劣根）。这些人成了人类前进的障碍，人类要想进步，必须扫清这些障碍。
　　
　　天才是不分学院和民间的，也没有博士和文盲之区分。只要你是天才，只要你坚持不断探索，没博士文凭一样也可以为人类的进步作贡献。如果你不是天才，即使你拥有十个或二十个博士文凭都没用，没有探索的天分，你的文凭全是一堆垃圾废纸！
　　
　　2004年4月，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一个距离地球有260亿光年的天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大爆炸理论所推测的宇宙诞生之时间（150亿），按大爆炸理论的原始均匀认识论来看，在大爆炸发生之后的2亿年甚至10亿年都无法形成星系——一个星系的形成要50亿年。这个星系的发现马上就颠覆了物理学界和宇宙学界的大爆炸理论。也就是说，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零开始，包括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关于无限大）和海森堡等人的量子理论（关于无限小）。虽然这两个理论统一起来可以互补（但是这两个理论并不互相兼容），但还是有缺陷。要想真正全面认识宇宙，最起码得在超弦方程解的基础上再加至少两个以上的全新方程解（我称之为反方程解）。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都无法描述黑洞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宇宙的千变万化性），说明这两个几乎无懈可击的理论都有致命的缺陷。超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是当前物理探索和宇宙探索的首要任务。
　　
　　 2004年5月22日，英国先锋科学期刊《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上发表了由全球34名先锋科学家和先锋科学工程师共同声明的《致科学界的公开信》，该《公开信》在网络上也得到了185位全球著名先锋科学家的签名，支持他们在《公开信》中抗议大爆炸理论对超越大爆炸理论的探索的压制。《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人类所有重大科研经费和重要实验资源都被大爆炸理论霸占，从而导致一些新的物理探索和宇宙探索都因经费不足和重要实验资源不够而进程缓慢。著名先锋科学家哈尔顿·阿普、费米实验室主任爱德华·考伯、汉内斯·阿尔文（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乔奥·马古龙、约翰·马罗、李·史莫林、克里斯蒂昂·马里诺尼、费德里柯·皮晋扎、莫尔德海·米勒格洛、卡尔洛·罗威利、乔纳森·米塔兹、阿兰·孔内、瓦法、理查德·留、洛朗·诺塔尔、罗伯特·亚伯拉罕、格罗斯、哈维、马丁内茨、罗姆等都坚决支持《公开信》反对大爆炸理论对探索的扼杀和压制。由此看来，大爆炸理论确实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理论统治人类整整一个世纪，使探索认识被严重扭曲，也非常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的新探索。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发起超越攻击的，主要先锋理论有：格罗斯（David Gross）、马丁内茨（Emil Martines）、哈维（Jeffrey Harvey）和罗姆（Ryan Rohm）建立的杂优弦（heterosis），这种超弦论是弦理论（由加布利耶·威尼采和铃木真彦建立）版本中最成功的版本，他们建立的杂优弦逆时针振动的26维空间，有足够的余地解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所有的对称性。卡尔洛·罗威利（Carolo Rovelli）和李·史莫林（Lee Smolin）建立的圈量子引力论。阿兰·孔内（Alain Connes）建立的非交换几何学，则发现空间实为非交换空间，该理论能战胜妨碍一切粒子物理学计算的拦路虎（即发散性）——把发散性（宇宙伽罗华群——隐藏的算子）自洽地纳入非交换空间——把重正化、加洛瓦理论和对包括了引力概念的标准模型的频谱分析结合起来。洛朗·诺塔尔（Laurent Nottale）建立的标度相对论，则发现时空是分形而粗糙不平的（不规则），而不是爱因斯坦所坚信的时空是弯曲而光滑的。瓦法（Cumrum Vafa，哈佛大学教授，美籍伊朗物理学家）和他的同事建立了轨形理论（orbifold），该理论是十维宇宙如何被分裂成两个较大的宇宙的研究，他们关于我们姊妹宇宙具有轨形拓扑结构的假说，与观察所得的数据符合。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弦方程数百万个可能的解。吕希安·哈代（Lucien Hardy）的“原因曲线理论”和所有的先锋理论一样，就是把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从而统一或超越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有诺贝尔奖物理得主汉内斯·阿尔文的“等离子体宇宙论”。等等。21世纪是这些先锋理论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但是这些先锋理论的任务都异常艰巨，先锋探索往往就是这样无畏困难勇往直前的。
　　
　　知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证明我们认知的无知及谬误（对信息的一种或N种量性和感性的主观）。所以知识全都是假的，全都是认知过程中的假设——对假设这一种无知的盲目追求。
　　
　　一切的认识局限，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限定。这是我从十八岁开始对认识和存在的根本理论，这和我现在的文盲方程（对于我们不知道和不智到的，我们就是文盲；而一个合格的文盲，还必须积极不断地求新求变，并不懈探索我们不知道和不智到的未知未智未值未殖），一起成了我一生都在探索未知未智未值未殖的反方程（w+m=wm）。我的反方程（反方程有N个千变万化的解，每一个解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解都是曲解、歪解、误解及废解与不解），我坚信在启发一些先锋科学家的同时，会对人类不断探索未知未智未值未殖有点参考作用。但是，我希望后人超越它，因为只有后人超越了我的反方程，后人才能更加进步。
　　
　　反科学就是反对科学自设的诸多条条框框，反对科学对进步的阻碍。反对科学的制度的僵化和滞后。反对科学用有限认识来否认无限未智。反对科学用规范来打压创新。反对科学用科学秩序来排斥探索的测不准（不确定）和不可测——即反序和无序。反对科学用迂腐的常识来否认未知和未智。反对科学用专制特权来打压自由探索。自由探索就是不断自由挑战未知和突破探索极限及不断向宇宙深处和高维超空间挺进。
　　
　　…………
　　
　　当我从头到尾看过好多科学家、科普作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家的大作巨著时，惊奇地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的自己独立思考，全是别人的东西。我读过无数权威的大作巨著，我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思想和认知还停留在农耕时代。从他们的大作巨著中我没看见他们有什么智慧，我只看见们的无限投机取巧（有的把意奸美女当作先锋，有的把伪先锋当作先锋）。他们的先锋全是别人的先锋。我读过很多据说愤世嫉俗的批评家的大作，他们的大作全是不痛不痒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批判立场，全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有待商量。他们和腐败、黑暗、丑恶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什么像样的屎都拉不出来。这些家伙还以自己骗来混来的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文凭的利益角度来打压和排斥别人对未知未智的探索和追求。这些家伙才是阻挡人类进步的障碍。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人没能力创造（是他们所受的教育阉割了他们天生的创造之本能），全是按部就班，全是顺着别人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来做事，全是按照别人设计好的想法来思想一切，一点儿独立的主见都没有。他们把旧的当作新的，把已知当作未知，把过去当作未来，把落后当作先锋，把不思进取当作探索，把知识当知智慧，把无能当作有为，把井底当作宇宙，把破坏当作创造。进步在哪里？创造在哪里？
　　
　　在这文盲不断探索未知未智及求智的时代，在这知识被智慧无情淘汰的时代，在这智慧爆炸的时代，一切知识和认知不但是多余的（帮不上忙），反而还是有害的。在我探索和求智的前进道路上，我的障碍全是知识，除了知识还是知识知识知识！迫使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扫除知识这种可怕的障碍。我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和精力才被用来探索和求智。这是多么的无奈！这是多么的可悲！我被活活浪费了大部分宝贵的时间和生命。我的精彩和闪光是多么的短暂！照耀黑暗之夜空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生命都是在和黑暗拼搏。我在黑暗中的精彩闪光是我的魂魄！
　　
　　当所有的批判都被贿赂公行，当所有的批判都和黑暗、丑陋、不公狼狈为奸，当批判这种监督和腐败同流合污，批判不但对人类的进步无用，反而还有极大的危害！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就会成为法律的经典。天日就会暗淡无光，民众就会永远遭殃，灾难就会永远合法，合法不一定就合理，而合理的就不一定合法，事实就是这样。
　　
　　我一直是反弱智化的急先锋，弱智化是物化时代的全球化运动，所有参与弱智化的，全都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的使命和责任及义务就是使人类更加弱智。我坚决反对知识分子们这么做，我的反文学就是反对文学这么做，我的反书写就是反对书写这么做，我的反思想就是反对思想这么做，我的反哲学就是反对哲学这么做，我的反音乐就是反对音乐这么做，我反文化就是反对文化这么做，我的反科学就是反对科学这么做，我的反批判就是反对批判这么做，我的反诗歌就是反对诗歌这么做，我的反理论就是反对理论这么做，我的反文本就是反对文本这么做，我的反认知就是反对认知这么做，我的反知识就是反对知识这么做，我的自我启蒙（反启蒙）就是反对启蒙这么做。
　　
　　我反对一切形式和一切手段的抑智和去智。我热爱未智。我喜欢求智。我的自我启蒙是每个人的本能行为。启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而自我启智才是每个人最重要的自我实现。让每一个人都有非凡的智慧，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
　　
　　我的文盲行动和文盲启蒙是希望促进人类能尽早掌握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千变万化）形态的卓越智慧，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想去哪里就马上到哪里，开发意念改变宇宙能量的wm（文盲）智慧是人类智慧探索的终极目标。我期待着人类这一目标的自我实现。
　　
　　【原载于文盲著作《在宇宙深处，我听见自己发出的声音从遥远的地球上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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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作为不断探索未智和求智及超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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