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一个传播茁壮信息密集的时代，也是一个极易被遮蔽被忘却的时代。人们已约定俗成地将李寂荡视为编辑家以及评论家。其实李寂荡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其实很早。他所出版的诗集《直了集》，集中展示了他的阶段诗歌写作，这部诗集后来获了尹珍诗歌奖，贵州文艺奖，这体现了他作为诗人，作为贵州省代表性诗人、作为全国性有影响的诗人的成绩。李寂荡的意义不只是贵州“70后”诗歌，也不只是贵州诗歌。
李寂荡曾说，诗歌的意义是对功利与虚伪的抵制，这是诗歌的本来功能。李寂荡的写作，体现出一个诗人对诗歌写作初衷的坚守。我们也知道，对于不少诗人来说，诗歌在写作传播的复杂链条中，常会言过其实、或言不由衷，诗与愿违，这点李寂荡值得我们宽慰和学习。诗歌应该是我们保持自我、维护真实的一种精神支撑物。
已有评论者指出李寂荡是一位抒情诗人，凡诗皆抒情，其表现强弱是一个程度问题，我倒是认为李寂荡属于明里抒情，暗里思辩的路线。他是一个故事型的诗人，一方面，他能讲故事，其文本表现即“叙事”，总体看形散、节奏缓慢，需要静心慢读，需要用心体会和回味其中深意，如此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一种求真务实并且情感深沉的记录、摄影，作为知识者的他对时间、对发生保持着发自内心的承担与关怀，并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
叙事当然只是一种策略。李寂荡是清醒的。他曾说，他的写作是典型的、经验性的，在场的，日常性的，不同于玄思性的写作，并不希望写作“就事论事”，或者“就世论世”，而是从“此在”延伸到“彼在”，延伸到人生、生命终极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此，我认为他在努力另辟蹊径，虽然他本身源于“学院”，却坚持尊重事实、现实，靠近和深入生活，这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化用”，厚积薄发。
也正因此，李寂荡的诗歌写作是娓娓道来的，跳跃性小，并不故弄玄虚或晦涩，总体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生活的深刻体会之后的深入浅出。文似看山不喜平，而这种平中见奇，则是一种难得也更具难度的境界。事实上，从语言的层面，李寂荡对我们也是一种提示，语言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它其实先来自“不陌生”。诗人的任务，其实就是先“混迹”于人间，以敏锐的触觉和慧心，在平常的物事、大同的环境、相似的发生，然后有效地贴近和捕捉那一丝甚至莫须有的诗意的存在。
李寂荡前期的写作立足于“记忆”，它包括成长与成熟的经历和体验，并在其诗与思的实践里，初步构成和完成了对“情感”的自我发现与审视判断，包括关于死亡、孤独与虚无感等方面的疑虑与思索，这是每一位诗人都必须自我面对和阶段解决的精神命题。而下一阶段，相信他的写作会进入到新的段落，因为他实质是一个思辩型的诗人，人生在世，他拥有对人、对环境、对终极命题和反思、忧思，以及在这过程中必然花儿般自由绽开的关于美的遐思。
原载2019年《文学报》
（《直了集》李寂荡/著，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明心见性，直了成诗
李寂荡
就在昨天晚上，我与一家媒体编辑聊天。这家媒体打算做50名我省作家的访谈，据说，我可能要被从中剔除。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没出过集子。听到这话，我有些错愕，感到些许羞辱。因为，我毕竟是这个省的作协副主席啊，而且还是一家“文学名刊”的主编。其实，仔细想想，人家可能亦有他的道理，作为一个省的TOP50的作家诗人，没有出书讲得走吗？且不说TOP50了，你不出本把书，算作家吗？这么一想，我无比汗颜，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混进作家队伍的南郭先生，我感受到了四处投来的嘲讽的目光。那么，我与文学是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编辑、主编，这是名副其实的，退而言之，或泛而言之，我就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该可以了吧？
其实，早在我少年时代，读初中时，我就编辑了一本自己的诗集，那时我写古体诗。读高中，大学，工作，读研，再工作，我断断续续地写诗。说实话，在文学创作上，我真没有什么野心，没有想要成名成家。从事文学，是我的学业和职业，作为职业编辑，我倒是想把杂志办好。
在写作上，有人会说我散漫，可能亦对。我写得太少了，一年可能就几首诗。我的时间和精力很大部分耗在杂志上。我以为，写作就是“虚席以待”，像电脑，内存装得满满的，你要有新的东西放进去，必须将一些内存清除。如果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跑广告、赞助，约稿的事，又哪来个人的“诗兴”？当然，这么说有自我辩解之嫌。我不奇怪写小说的会写出很多的小说，但我奇怪的是一个写诗的人能写出很多的诗——随时随地都能写诗，什么题材都能写，因为相对而言，依靠一个故事，一则消息，可能就会敷衍出一篇小说来——可能不一定是好小说，但诗歌很强调“有感而发”，哪有那么多的“感”？有时参加采风活动，有写诗的任务，当然，这种诗写出来多是“应景之作”，我发现，被逼着，我亦能写，写出来也不很差啊。若是经常被逼着，我还是能写不少诗的。但我更愿意尊崇内心的“呼唤”，有感而发，而且是特别之感，否则写出来可能会显得庸常。
奇怪的同时，兴许我还暗暗羡慕，觉得这就是才华的体现。这同时也意味着，我在暗暗地自卑，觉得自己连江郎也不如。不少诗歌写作者（我不称之为“诗人”，“诗人”应是神圣的称号），隔段时间见面，他（她）就会送一本新出的诗集给你，几年下来，他（她）竟出了好几本。这让你感到，他（她）真是文思泉涌，硕果累累啊。但当我阅读时，就会失望，甚至厌恶，可以说，很多诗歌的写作近乎于批量生产，为文造情，很多都是垃圾。
我们的某种机制产生了太多的文化垃圾。
有时我去印刷厂的车间，在喧嚣和污浊的空气中，工人们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薪酬微薄。报纸、刊物、书籍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印刷出来的，但这些浸透着他们汗水印刷出来的东西，有多少是有价值的？那么多的纸张本是可以用作印学生的作业本、教材的，用作餐巾纸或卫生纸的，真是被玷污了，被白白糟踏了。但机器仍在运转，这样的糟踏仍在继续。大家都在干着“掩耳盗铃”的事，都在“指鹿为马”，都在赞美“皇帝的新装”。很多的书刊，报纸可能都没有拆封或打开，便完整地扔进了纸篓，然后又化作纸浆，制成纸，又进入印刷，周而复始。
出书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容易，出版社有的是书号出售，只要有钱，你出一千本书都可以，实现著作等身毫无问题。你靠这些书籍，可以评教授，一级作家，可以晋升领导职务，可以获奖，可以评“人民艺术家”。
说了这么多，可见我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心态心理学上叫做“酸葡萄心理”。可能是吧。权且是吧。你可能会说，你有本事就出吧。我想说的是，倘若某种状况已很乱，你不一定对抑制混乱有所助益，但可以不添乱；面对大量生产的垃圾，你可能无力改变，但你可以少增加垃圾。如我们都自律一点，垃圾因此也会少一点。我作为杂志主编，七年来，我筹集到的办刊费用达一千多万，但并没有为自己出一本诗集去筹集那么二三万元。尽管出一本诗集是我的夙愿，我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项经费，申请了几年，都被否决了。用自己的钱出，又舍不得。其实我为自己的诗集早想好了名字，《直了集》，“直了”一词出自《坛经》，我希望我的诗歌是“单纯的”，“明心见性”的。
明朝的李贽提出“童心说”，王国维提到词人的“赤子之心”，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又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他们所强调的都是诗人要葆有一颗“童心”、“赤子之心”，在《皇帝的新装》里，说出真相的就是孩子，他看见真相，并敢于说出真相。我们身上纯真无邪的东西是随着我们的成长、逐步融入世俗社会而逐步丧失的，诗人就是要抵抗这种丧失，“纯真”“无邪”对于诗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成人”的世界往往是功利化的——令人窒息的功利化，因为趋利避害，便会滋长出无穷的虚伪——令人窒息的虚伪。诗歌的意义大约就是对功利与虚伪的抵制，“不忘初心”，呈现出另一种“世界”。现实已有太多的功利与虚伪，所以我们才需要诗歌的真诚，你的写作矫情，虚情假意，我为什么要去读呢？因为现实的虚假已令人难以承受。米兰·昆德拉说，文学就是对现实的反动，“反动”就是矫正。
我的诗歌写作是典型的经验性的，在场的，日常性的，不同于玄思性的写作，但我不希望写作“就事论事”，或者说，“就世论世”，而是从“此在”延伸到“彼在”，延伸到人生、生命终极性的、普遍性的问题。是从“肉体”向“灵魂”的延伸。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抽象的，凌空的，没有灵魂的“肉体”是存在的，但亦就是“肉体”而已。此外，很明显，“对比”往往是我诗歌生成的一个重要机制，“对比”能生发出无穷的意味，“对比”能形成强劲的张力。而我们的一生难道不是在各种“对比”中度过的吗？
今年正月初三，我的一位亲戚老人去世，在黑夜中我去了殡仪馆。在火化场，一位又一位亡者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随之响起的是一阵接一阵的痛哭。亡者停止呼吸时是一次告别，当其形容即将永久消失时，是又一次告别。同时，随着每位亡者被推入火炉，屋外其亲人会点燃一串长长的鞭炮为亡者送行。在殡仪馆，你会发现，死亡并不会因为春节而放假。就在此起彼伏的哀嚎声中，在弥漫的硝烟里，天色渐渐明朗，我看见殡仪馆对面的山岭上，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当时，我想，如果此情此景我写一首诗，题目就叫《殡仪馆的日出》。无论人类遭遇怎样的不幸和悲痛，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在太阳的映照下，悲伤也是渺小的，生命很短暂。这就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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