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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峰 | 诗歌精神:一种根本性存在及其他

2021-10-22 08:48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赵卫峰 阅读

诗歌精神:一种根本性存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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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精神”这个词组并不常用且似乎要讲究场合。诗人杨炼曾说对这问题“哑然失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序·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因为,何为诗歌精神这问题太笼统太宽泛;且特别容易陷入公婆各说各有理的自以为是的个人逻辑。但言说不可言说之对象,似乎正是“诗人”的事情。杨炼仍然下了定义,“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杨炼从“时间观”补充说,“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天问》,变成史诗。命定如此,否则什么都不是”。他说,“哪有不‘宏大’的叙事”?“长诗之美,正在他(阿多尼斯)强调的‘整体’”。

我理解一位有充分写作经验和知识储备的诗人如此理解他的“诗歌精神”。虽然理解不等于同意。“哑然失笑”确实令人感慨,一者我们时常经历着的事物也可能是易被忽视的但却又是始终存在的;二者,诗歌精神是什么,答案可能大同,但每个使用者又都自有印象或意识,正如爱情或幸福之类。它有共识的一面,而诗歌在具体的行进中,却是常常为了或留连于非共识的另些面。

至今,我们对“朦胧诗”时代及其一代写作者的源头性影响是肯定和崇敬的;其气息或说“诗歌精神”也可明确。其后层出的研究课题也不断在诸如“历史感、变奏、反思现实、怀疑精神、反传统,寻找自我、探索人性、重审及建树人的价值”等区间腾挪。反复的研究体现后来的补充同时也是互补,或也表明缺陷与问题始终存在,当然也表明了“诗歌精神”的始终存在。

“诗歌精神”如果一直被提及,是好现象,也是坏现象,表明问题的持续。杨炼所谓“诗歌精神”之体征大概是史诗、长诗、宏大叙事——这种定义本身也没有错误却又有可商处,从未笔涉长诗史诗与宏大叙事的诗者是否就没有或与“诗歌精神”无关?还可延伸:世纪之交以来,在我们的视野里印象中、受到相当认可、或专业肯定的中国诗歌里的“长诗史诗与宏大叙事”,有否?当否?有与无又说明了什么?

我更以为,诗歌精神是始终存在着的且是共享性的,它不只存在于“诗歌”中也不仅体现于“诗人”身上,或说它不该显得那么清淅条理,它是一种可感知又未知的方向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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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朦胧诗”的后来的“补充”以及诗歌精神方面的认识一直在继续。世纪之交及网络时代以来,文学及诗歌在“边缘化”后随着新传播时空与物质基础的变化相对升温,“诗歌精神”亦时被关注;清华教授在 “找回‘诗歌的精神’”(《博览群书》2008年第12期)曾总结说,“我们找回并且确认了‘诗歌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近三十年诗歌最大的收获”。找回意味着曾经有和迷失?

何为诗歌精神,他理解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人文的和艺术的精神,是诗人以自主的意志对历史、社会、时代和现实、还有一切精神领域的直接面对”。这话没错但又属于完美腔调。它亦可挪用到“音乐的精神”、“书法的精神”、“学术的精神”方面?另按作者所述,如果按照“诗人靠自己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的疆界,将精神的触须伸张到了一切应该抵达的领域;诗歌也回应了它的时代,勾勒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精神历史”这个尺度,我以为网络时空自然分泌的众声喧哗亦可包括进来。

我甚至以为,众声喧哗——百家共鸣可以是诗歌精神有无的初级阶段体现。而显然的是,知识者谈“诗歌精神”——通常也就是知识层会关注这个问题——通常是有一个潜在立场或划定范围的,通常会有美容习惯,会排除诗歌肌体上的自然而然的“异常”部份。回望“朦胧诗”现身时也是异常的。“第三代”出现时,也是不普遍受到认同的。后来,如垃圾写作、下半身倾向,以及再后来随着微信时代出现的“颓荡”写作倾向,又或者并不讨众人好的“新死亡”诗流派等,它们实也体现了诗与思的拓疆可能。

或许是因为知识层关注的层面更“高深”,或许表明某些长期存在着的接受惯性及矛盾,我们在公共诗歌环境里树立的通常是稳定安全的标志?并且它的模样是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包皮有时难免势利地涂抹着阶层与道德的颜色。这时常会让“诗歌精神”概念大而空?

精神世界变化无穷,诗歌拓疆永不终止,人是能动的,时间、时代、时政也并非静止。诚然,今天,“翟永明伊蕾式的女性意识、海子式的抒情、郑小琼式的见证”对“诗歌精神”的实践已获得基本认同。说认同也表明它的参照作用力;当然它们更该只是组成部分。“诗歌精神”如同诗歌本身的写作与审美,并非一成不变;这正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也催动着世纪之交以来关于诗歌的诸问题的讨论争鸣,如写作与认同、经典的辨认、传播、现实主义与个人化抒情等。

“诸问题”的不断产生,体现出对“诗歌精神”持续补充与完善的必然。百年新诗前期几乎没有“诗歌奖”现象,1980年中国作协《诗刊》进行首届全国新诗奖评奖以来,迄今中国诗奖无数获奖人员若干,迄今,“诗歌奖”亦成为最受关注和争论的诗歌问题。从相关的诟议看,虽然众论及关注度也因网络时代环境的传播助力和娱乐因素作用,实也体现出某种传统接受惯性、或对“诗文化”印象的认定,以及对莫须有的“诗歌精神”的期望:即奖及获奖者的诗歌成就、道德楷模作用、奖的规模与层级……是同一的:德艺须双馨,人文必须一统。

回望过去,全国新诗奖及鲁奖诗歌奖是否代表了一个国度一个时期的“诗歌精神”呢?获奖者提供的是否经典文本或自身可以是诗歌文化的杰出代表呢?这话题似乎得留给时间去处理。现在略微尴尬的是,传播界面在大幅展开,而在短期内,国内诗界已然不会统一认识,轻易认可受到嘉奖、局部认同的诗人及文本,或很大程度上不会轻易将之视为中国“诗歌精神”体现!?这个还将持续的问题值得深思。

反过来,在体制内从事着诗歌写作、教育与批评职业与专业的诗界之外,非主流知识层又会从“诗歌精神”里突出某些命名为“自由”局部或“民主”的器官,自行涂上隐态、民间、地下之类的化妆品,进行神化。再反过来,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从经典(潜)意识去认可李杜、寻找外国“大师”,即便他们的写作其实很多时候远离我们的现时与现实。这或说明了“诗歌精神”概念的可塑性,还表明自觉的诗者值得点赞的认可与寻找意识。是的,关于“诗歌精神”的自我理解与需要,其实会贯穿着踏实的路上。

同时,也说明现当代中国每个诗人及其写作都只是一种方向一种倾向。它很难具有大而全的影响。这是诗歌文体的局限。也是今日中国诗情之一种实际,“诗歌精神”面对具体情况和相对复杂丰富的发生开始模糊和犯难,正如如诗歌的“标准”逐渐不再标准,“诗歌精神”亦需重新想像、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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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至少该有一条暗线将“诗歌精神”贯穿着的。且线索可能不只专属于“诗人”。或者,也不只体现在80年代!

是的,80年代有一种“诗歌精神”,“诗歌精神”作为一种说法是80年代提出来的,诗人王家新曾在北大题为“诗人与诗歌精神”的讲座里说。他认为80年代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氛围”,他说,“而在那个年代滋养我的‘诗歌精神’,我在这里坦白的说,是和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来说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意义”。讲座里,谈及的“诗歌精神”相对具体和感性了些。涉及“爱的力量”、“语言本身的力量”和需要承担,需要里尔克式的“孤独”。

王家新与当代大学生们交流的是他对诗歌及诗歌精神的理想化向往及理解。在这里可以联想一下。当说80年代是文学及诗歌的黄金时期时,是说其他历史时期都不可以不可比?朦胧诗或说80年代的“诗歌精神”之“发”与“展”是自行生成的吗?按常理,它也须孕育于折腾于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整合和消化中,是一种叠压式、翻新式的过程及产物。

可以注意到,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们以及更多有成绩的或著名的中国诗人们在回顾自身在路上与诗有关的契机与影响时,一般提及的都是重要的外国诗人,或很古代的中国诗人,后来,也始见百年新诗初期的“民国诗人”名字并提及,这现象值得玩味,不是说近代或“同时代”之诗歌成绩与效用通常不可取?而是诗歌精神在一个、一些时段会存在“不存在”或“被遮蔽”“被指定”?

能看到,以上几位代表性诗者关于诗歌精神的谈论都有个明显或潜在的参照系,如“当下”背景、“西方”参照,以此“重返80年代”?反过来,“诗歌精神”又成为关于80年代的一种标签。当然,前面说了,没人能够否认“80年代”的辉煌与价值,反复的怀旧与回顾,实也是为了不断审察新的可能或预想。再过三十年百年,对作为诗歌行进段落的“现在”的命名,想来仍然是要以“诗歌精神”作为基本尺度的。这应该也是“80年代”所带来的福利。

金无足赤。敬文东教授认为,当我们回顾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时要注意其“发展中”状态。在《也谈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文中他说,“朦胧诗修改了一代人的美学趣味,更新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并在被压迫中奇迹般地打垮了它的压迫者”。“但朦胧诗的先天不足却是根本就无法更改的事实”,“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美学是先天烙印”(《星星》2010年9期)。

里尔克的“孤独”和李白有何异同?李白的“孤独”是什么?以及,李白“爱”什么“恨”什么?或许,“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美学”不只在朦胧诗这儿,它是整个东方数千年的来的“习惯”?或许我们从前面提到全国新诗奖和鲁奖诗歌奖亦可见。至今,在诸多60年代出生的喜抛头露面的诗者身上这种体味仍很明显,有时,这似乎能垫高他们作为“诗人”时的身型而非诗与思的骨肉。

一度让我好奇的是,我一向认同的韩东们的“诗歌精神”是什么?相对“朦胧诗”一代,“第三代”的反拨、介入姿态明显主动。这与传播及时政舆论环境也有关,主体认识及其带来的差异性仿佛让“第三代”及其同期诗者在所谓改造、怀疑、否定、反对、消解、颠覆中现身,虽然至今评价不一,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恰好是对原在或对既有对象的完善与补充。

对“80年代”的强调和肯定有时也意味着对“第三代”的弱化和不以为然?显然不可能。诗歌的具体“氛围”、“精神”之活力其实是存在具体的延续特性的,即使势微,它也至少保障了“精神”区间的不真空。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写作的具体实践上,之后的70后、80后与“第三代”的接触与关系事实上更为密切, “国家主义美学”或家国情怀普遍存在于60后及50后的写作,他们的身心脱节相对更明显,即活是很现实的,写则受控于阅读与观念的记忆。而“第三代”以及与之相连密切的70后,则更多反观、反思和反讽。

在认同“诗歌精神”是一种可持续但不稳定的概念时,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谈“诗歌精神”,是不是可在西方思潮与诗潮的基础上更中国些。西方观念与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对立统一在诗界一直持续;这个难以妥善解决的矛盾总让个体观念之声与应该有发现微不足道,包括年轻的学生及研究者的人们更相信几为共识的普遍性的观念的复述。

随着物质化基础逐步鲜明、数字化条件日益改变,如今个人化写作倾向在不断固化的同时带来的颓废感虚无感亦在不断“拓疆”,从70后的年轻部份和80后更能看到,其写作无论是古典审美倾向的、翻译体摹仿的、市民化日常口语的,都体现出很强的个人性选择权和自主意味。这当然体现了进步,同时也表明“诗歌精神”在具体实践里的变化,以及这个话题的出发点与落足点——如果“个人精神”都不考虑、不健全,无数“个人写作”体现的诗歌如何谈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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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80年代是文学及诗歌的黄金时期时,也至少局部地转回到了新诗的开始。或至少表面上脱离道德为纲情况,意识形态不再为主线,审美要素得到回补。但事实上的进行中,诸如思想,民主,独立,以及理想等精神范模不可能一蹴而就脱离时政大环境;或可说,脱胎换骨的可能得让位于时而的局部整容或拆换器官。“第三代”本是新一茬拓疆者却又因此功过参半毁誉参半。

仿佛是,他们未能像80年代的诗者们那样明显地——体现出“可以”的“诗歌精神”?用诗歌文本正常地兑现、表态式地标榜几乎明文规定的、形成共识定式的诗歌精神“公约”?但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代”重要性逐步突出且不可抹除。诗是可以群,人却以群分。在“70后”一代方面,进行“路线正确”“安全写作”的70后写作通常能较早和顺利登上诗歌舞台或被所谓主流公认。但传播空间的变化让70后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变数似乎更多更杂。

70后诗群少有公认的代际诗歌代表,所谓代表人物的呈现渠道、评判标准也是各式各样,网络时空的传播便利是推动这一年龄层诗人现身的重要途径,诸多命名与圈子内的盖棺而论多是从个人活动或活动能力而言的,这也形成70后诗歌“民刊”的创办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起义者,并延续了前辈写作者的一些精英意识或说幻觉,或成为自以为是的有发言权的诗歌革命家,即便其中会有少数在持续写作实践中不断自我弥补。如果套用上引敬文东话语,那么70后的“尴尬”是实在的,它不代表一代人的美学趣味与价值观念,在文本建设上也并未有效出色出新,虽然每每一个相关选本出笼,都会让当事者皆大欢喜感觉欣慰或自以为有重建诗歌秩序的成就感。“70后”概念正保守地堕落为“以革命行动为核心的山头主义及诗歌‘人际学’”体现。

这么看,是否说“诗歌精神”对于70后诗人而言更是抽象虚拟的命题了?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是当诗歌界在传播炒作70后概念时,还不到时候;从规律看,一个诗人的成熟相对而言确实多是40岁左右,其实今天看少部份开始突出、有型的70后也正好体现在40岁左右这一阶段,可以说他们的成绩是后来的持续的自我完善。众所周知,时间之神其实很难对一个、一群20多岁正值安家安身面临诸多生存生活问题的写作者去谈论和苛求什么“诗歌精神”的。略看80后甚至是90后诗群,其实也正先后处于70后曾经的尴尬位置。

另方面,如果谈到“诗歌精神”, 80后90后这一年青而生机的巨大群体是否更不太可能靠拢前辈们共识的精神“公约”呢?!诸如“长诗史诗宏大叙事”、“翟永明伊蕾式的女性意识、海子式的抒情、郑小琼式的见证”, 以及“爱的力量”、“语言本身的力量”和需要承担、里尔克式的“孤独”。显然,并非说8090的写作在这“公约”面前大都无效,而是——他们或许正用他们的方式让自已有效!这是合理和应该的。诗歌在见证和帮助他们体现和完成“自我”。不可预见的是他们自己的能力:逐步的行进中,如何以诗持续保障自我的青春,青春的活力与真——的美好存在。

孙玉石先生曾在《论30年代林庚诗歌的精神世界》文章中说到“(林庚)他始终葆有五四以来觉醒的知识分子拥有的进取理想与青春活力,努力赞美生命,歌颂青春,自然美和童心,于浪漫的热情中表现了一种超越性的冷峻。他直面社会,思考人生,诗里于焦灼和愤激、迷惘和忧虑中透出‘从容的吟味人生的态度’。思考物质与精神失衡之后对于人性与美的扼杀,在人类生存的哲学层面上‘追求些更美好的东西’”。(《中国诗歌研究》2002)这难道不也是80年代诗歌的“自由、独立、人文和艺术的精神”之体现吗,难道,不也是现在80后、90后涉及或将会涉及的大概路径吗。

略看百年新诗,从30年代到80年代,以及“第三代”和以后的70后至90后一代,我们或可看到,“诗歌精神”本来就在,就是根本性的存在,它会随时有局部变异;它的表面变化是人为的,也会因阶段性主流文化判断及当事人、话语权人的视角、定语差异而产生差异。但大概的暗道肯定是存在的。

不科学地看,80年代的“诗歌精神”显得突进,它如果体现“时代精神”,也因“时代”需要,但这“时代”在当时代表了什么人群从什么渠道来体现的呢?而其激进示范作用或许让后来关于诗歌与诗歌精神的认识时常紊乱?比如,后来文学及诗歌都“边缘化”了,世纪之交以后的诗歌都没“精神”了?

其实每个时代都是充满“诗歌精神”的,相对而言当下更从容、理智、柔和。并且,“诗歌精神”对于现时代及其诸种环境的作用力表现不一,更现时,更多样性。如此,我们可以理解杨炼及朦胧诗一代对启蒙、崇高、神圣的表态与责任感,也可以理解后来“第三代”对传统言志抒情诗路的反弹转化,那么对当下时代,我们或后来的人们又该会怎么理解?

▎·5·

“时代”当然是“时代精神”之基础。眼下这个时代和80、90年代相同吗?工商业、城市化、数字化和全球全国一体化,谁能真正拒绝现在进行时态的物质需要、娱乐挑衅和信息包围呢?诗人臧棣是早早看见这种现时的了明白人。他提到,“90年代的诗歌主题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诗歌中的情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混同于公众心理或情绪的情感,而是对人所可能有的情感的一种概括”(《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深以为然。作为70后诗人最主要代表的沈浩波更深谙此变。

臧棣这个概括虽早现在仍很实用仍在延伸。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这十余年,诗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原有基础上突出了一些曾被遮蔽、或重视不够的方面,如自我及情感的复杂性及种种认识,如语言及抒情形式与种种倾向。它给读、写、评都来了新的革命,那种自觉发生在诗歌内部的从容而固执的实践。自然而然,“诗歌精神”也会有所丰富或补充。物质文化都变化了,精神文化怎能一成不变。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是动态的。我们的物质文化每前进一段,都似乎可以在发达国家那儿找到对应,精神文化的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回想港台、日韩文化在本土的先后盛行,绝非是大家都使用竹木筷子和历史文化缘故而因此有认同感。

本土诗歌对西方文本的关注及融汇,中国沿海对内地的影响、中心城区对边地的作用等,实也体现这个“变”。拿来与引用,更好的结果是消化。西方诗歌精神砝码是昨日西方的积累,生活写作于百年甚至数个世纪前的西方诗人来到世纪之交以后的中国,这种精神对接在过程中当然需要用心辨识。

复杂感情、复合抒情,世纪之交以来的“诗歌精神”表达其实随时随地,但不再以往日的激烈方式傲然传达,它的信息与动态只是精神文明及文化宣传车上的品种之一。有时,大众化传播在输送着“诗还在”的要闻时,似乎也顺便地表示出“诗歌精神”还在,这同样是值得玩味的,“诗歌精神”能否或到底与大众、与日常生活、与时政发生什么关系?当非要理清这些关系时,那无处不在的道德巨手又将如何出现?我们知道,它时常又会对“诗歌精神”产生反作用。

随着盛大的传播时空(感性与理性相互明显地竞争、纠结和驱逐的时空)的膨胀自在,诗歌在这个时代的位置一度引起内部议论。当诗歌被幽禁时需要解放,当它忽喇喇似遍地开花,泛娱乐化物质化时,其精神面貌与精神负担又似乎发生了意外?幽禁,意外,尴尬,这的确给诗歌给“诗歌精神”的思考提出了新问题,在新诗百年回顾之际,在当下的时情世情诗情环境中。

换言之,当说诗歌在泛化,“诗歌精神”也在泛化吗?这泛化是喜是忧呢?当然了,如果不管“诗歌精神”只管诗歌写作本身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相信不少诗人也是这样看待的——但,真可以吗?其实只要你一写作,你就开始分泌并受到“诗歌精神”的管理了。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后,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是产品过多过剩,并引发难度、标准、评介等大小不等的浪波,另个现象是诗歌文本相互距离日益缩小,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基本不再。这些现象及发生,似乎都可以归结到精神尺度写作难度等都可归结到“诗歌精神”的是非、有无、尺度方面上来?

其实,最终要归结到诗人本身这里来。虽然“诗歌精神”现在看不是诗人甚至不只是诗歌的专利。 “真正的诗人从本质上说就是革命者”(伊沃纳·杜布莱西斯),“需对一切保持敏感”,但“诗人必须有一种宁静而专注的心境,使他远离俗务和琐事的想法或癖好……”(诺瓦利斯)而就诗人本身而言,在有度的诗歌革命活动与实在的诗歌写作本身之间保持良好的自我协调力,显然在目前及将来都是重要的。

▎·6·

可以理解诗人在中国在今天精神状况自有其复杂性多样性。前述诗者关于“诗歌精神”的理解有其独到认识,仿佛杨炼重视一株树的整体与形态而王家新关注是纷纭枝条里清新隐密的叶片。可以联想到的是,想起“诗歌精神”亦如想起类似的文学与诗歌的命题,定义与再定义似乎有时难免绑架或被绑架,都会带有个人倾向、立场和时代烙印。

物质基础变化了精神世界自然要有反应。如果说“朦胧诗”是以“文化大革命”作为相对直接的精神对应坐标,“第三代”困于、反应和过渡于“社会转型期”,那世纪之交以来的70后至90后诗歌写作则缚于由“城市化、工商业化、数字化、全球全国化”等作为表征的“经济大革命”并短兵相接地、表面温和地拉锯搏斗着。而无论是追求神性,纯粹和严肃的写作,强调介入社会发挥诗歌功用的写作,或对日常生活审美及个体自娱性写作,其实“诗歌精神”的动静都首先值得肯定。

即便关于物质化娱乐化的指责之声仍然不断,但当下绝非有人叹息的“精神贫困”而是一个相当丰富多彩的时空,当诗歌与诗人着眼于实在的生命状态、生活处境,用心于生存环境与质量,也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补充与完善,这过程如果谈涉“诗歌精神”,其实更实在、更现时、更本土化。有时,它是一种自然地与“自由民主独立”保持有意无意映照和遥望的迂回方式,也是另种足踏实地的方式,更是地践行、检验并倾向于终极处的“诗歌精神”的自然与自在的行为。

“诗歌精神”的践行的最常态方式当然是潜移默化,外来的让其中国化,复杂的让其简单化。因为“诗歌精神”本身并不复杂,它本来就是或本属于这共识性的三个字:“真善美”;或三个词:“求真、至善、审美”。想想,与诗与与文学与文化有关的核心问题或分化而出的种种关键词,诸如“修养、人格、观念、境界、关怀、责任、反思、创新、自律、自由、理想、娱乐、正义、欢爱……甚或是审丑、示弱与变态等”以及相关的语言探索、形式建设、观念表达和道德表现,大体也离不了这三字或三词。

之所以在此赘文谈及“诗歌精神”,只因我亦如众常惑之。当我们在说到“80年代”和“第三代”诗歌时期时,感觉它们体现某些“转折”,但是并未解决好诗歌美学与意识形态间的纠结,后来诗歌“精英”精神优越感的溃然也是一种“转折”。而现在我们所处的诗歌时空,总体却是一种大面的“过渡”,倾向与方向的再认识于是重要。

诗歌写作如同一种精神的发生与经验选择过程,通过语言之道,直奔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本身是可塑可变的,前辈的观点可以理解,后人也该自我思量,一代人有一代的物质文化基础,也有一代人的精神文化内容与形式,特别是在这个观念、审美及表达自由自在地呈现多元化、多向度且分杈纵横状态的泛诗时空里,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文化→市场(市民)文化不断缠绕的公共场所中,“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一代人的“诗歌精神”该如何补充和刷新?其他问题也是时常起伏的,如“诗歌精神”的是非、有无、尺度首先是否可以先归到诗歌本身上来?静躺于理想与信仰密室和裸奔于公共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诗歌精神”,谁是矛谁是盾,是质变还是量变?

诗让我们认识,“认识你自己”以及更多,对身心存在、状态及内外环境的打量和捉摸的行进,是没有终点的。从哲学角度看,“精神的定义,就内涵方面而言:精神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记录的重演”,以新叠旧或者以旧启新,都表明“原有”基础的必要。但诗歌同时又是滚雪球式的变化的,基础重要,在基础上的加减乘除更重要。

之所以谈及“诗歌精神”,还因为,新世纪以来,我们共同面临的另种难度重重的“常态”或说“精神”实际日益明显了,它更比穿旗袍汉服还是着短裙紧身衣的问题持续地迫在眉睫:在日益丰腴的物质世界与必须的思想图景之间,在俗世生存逻辑与抽象模糊的可能性之间,我们似乎可以自在临空蹈虚,又时觉肉身沉重,我们貌似轻松上阵,又频感举步维艰前途漫漫。

(2016年春末·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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