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我觉得没有第五代，只有在过去曾经有一些对电影有梦想的年轻人，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藐视名利或表面上假装藐视名利，是这么个劲儿。年轻时候这些爱电影的人必有幼稚之处，但是至少在当时相信一个东西，就是现实与理想的交锋，胜者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永远是梦想。而现在战胜的仍然永远是现实，被记住的也永远是现实。这就是时代变了。我跟崔健说，你最好的歌还是《一无所有》，你说了一个状态，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出来的东西最真挚。
我跟张艺谋后来道路都很不同，我觉得都无可指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机会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跟这些导演一块共存共亡，等我们将来老了，回头一看，也会觉得挺有意思。而且我真的不介意大家的比较。
记者：冯小刚曾说，像陈凯歌这样的导演，就应该好好呆在象牙塔里，思考人类、民族性的精神问题。在中国电影导演里，厚重这个词也唯有陈凯歌接得住。
陈凯歌：真是过奖。我不成，我没真正能坚持什么。大家说我当年那个影像比较极端，其实这是一悖论，那是因为不会拍。后来我也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你懂得怎么拍了，你的极致却没了？这就是无常，你不能最终圆满，是因为你的“腔”出来了。“腔”这东西最可怕，做导演很容易两部戏下来就有“腔”，所以你得时刻警惕着别出这“腔”，保持这个自觉。还有人说，陈凯歌你做事是一战士，我说谢谢你夸我，我过去就是当兵的，我就是一个战士，而不是军官。（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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