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谓大师 “大师”要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
新京报：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在大师之大。北大中文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大师，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师”，估计会有不少人怀疑。
陈平原：不做词语溯源，今人所说的“大师”，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当然，因时、因地、因论述框架的差异，“大师”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们推出“北大中文文库”，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现已去世的名教授，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开列名单时，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前面是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则是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
具体操作时，碰到很大困难，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种；好在前二十位声名显赫，业绩广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场，他们就是我们敬仰的“大师”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学术史视野，他们中有的依旧是“大师”，有的则称不上。
新京报：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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