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收获》2012年第4期
徐妍 刘璐阳
本期《收获》上的小说皆是精心之作，各有突破亮点，但也不禁暴露出作者的力不从心。
陈丹燕的《和平饭店》（长篇）是本期重头戏。它绝对是一部倾注作者太多心血的力作。它既是陈丹燕自1992年开始写作的上海故事的收束，也是她自1972年《上海少年》的习作出发，经由成人叙事和儿童叙事的数度交替而转向历史叙事的标志。然而，陈丹燕一经转向历史叙事，就意味着她必得接受写作路途上的空前挑战。姑且不说她一向浓郁的抒情笔调需要被替代以冷静的叙事笔法，单说上海历史叙事本身，就犹如一座迷人的险滩。陈丹燕显然深知此番历史叙事的难度。她不仅调动了长达二十年的丰厚储备，而且构思格外慎密、富有创意，以期探索出一条属于她自己的灵巧、便捷的叙事路径。陈丹燕首先放弃了周而复式的大场面叙事，然后也避开了“新感觉派”式的感官叙事，甚至还区别于张爱玲、王安忆式的日常化叙事。为此，《和平饭店》举重若轻地选取了一个能够隐喻上海历史的微观文化符号——“和平饭店”作为小说叙事的切入点，且铤而走险地汇入到时下热门的非虚构写作潮流中。这样，《和平饭店》试图探索小场景、小制作、小叙事的别一种小说写法，且严格遵循非虚构文学用“事实”讲述的“诚实原则”。尤其，《和平饭店》的故事结构非常别致。它以上海地标性建筑物、上海第一家豪华大饭店——和平饭店为人生幕布，围绕香港富商威廉姆森试图还原上世纪三十年代沙逊风格的卧房、舞厅为情节主线，并配合以交错的多线，讲述了四组主要人物——资本家后代夏工之一家、历史学者孟建新夫妇、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家族、酒店服务生阿四与父亲在共和国六十年间的各自不同的命运，同时串联起历史人物荣毅仁、王洪文、左翼青年学生西蒙、酒店经理董先生、年轻一代服务生强生和季晓晓、旅客乔伊和爱丽丝等各色人物，真可谓汇聚了人生百态、各种况味。小说的叙述时间集中在上海飞速发展的近二十年间，又时而回溯到上海的三十年代和建国十七年时期。经由这样繁复的结构，夜上海的迷魅之气、民族资本家被国有化的历史事件、九十年代以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上海巨变，既形成对比性的参照关系，又构成互补性的历史记忆，进而构成了陈丹燕的上海学。此外，多个儿童视角和多个成人视角的相互交织，女性作家特有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体察，对氛围的诗性营造，对“勺子”等小物件的恰当安置，都触摸了上海文化的精神肌理。
但所有叙事策略，看似缓解了作品的压力，实则更让人捏一把冷汗。先说作品对非虚构形式的驾驭，非但不能实现虚、实之间的无缝对接，反而时有难以弥合的裂缝。甚至，有时竟然出现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不搭调、不搭界的断裂状况。譬如：主要人物之一、历史学者孟建新的功能不过是为上海历史叙事植入某种外在化的文化观念。再说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结构，固然很有创意，但又失之于玄奇。一共九章，却并非如灰蛇草线一般似断实连，反而松散、凌乱、芜杂。本应统领作品的第一章竟然抽离于其他各章的逻辑轨道。而且，各章的内部竟犹如一台台被不断调换频道的电视机，真实与虚构的上海人物、风物林林总总，却只在脑海中形成一片片模糊图像。最令人遗憾的是，整个作品缺少支撑自身、属于自身的历史观的坚硬内核。结果，在如何叙述上海历史的路途上，不断出现各种时尚文化观念拥堵的现象。也许，在当代中国正值思想停滞期的背景上，提出这样的期待有些过高了。可，一部历史叙事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将如何叙述？这确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中篇小说”栏目领衔的是张翎的《何处藏诗》。近年来，海外华文代表作家张翎小说愈发走俏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空间。时尚、新奇的故事题材、跨文化的故事背景、历史、政治、文化要素的恰当渗透、好看小说的情节设计，精湛的讲故事能力，精致的细节描写，一并构成张翎小说特有的吸引力。《何处藏诗》因循了张翎以往小说的叙述策略。小说的故事内容相当好看：一位有国内知名高校中文专业背景、习惯写诗、旅居加拿大的中年男人何跃进，因生活拮据而做起了通过结婚帮人引渡的非法之事，因此结识了年轻、神秘、带有心灵创伤的女子梅岭，结果，竟然假戏真做。显然，在这篇小说中，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故事要素应有尽有，且相处和睦。不仅如此，作者对读者心理的掌控相当谙熟；对情节的驾驭得心应手；对语言的表达自然绵密。特别是，小说将诗歌作为推动故事节奏、结构故事发展的内在方式，奇妙地生发出一种怀旧、感伤的调子，催生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此外，这篇小说还背负了知情历史和后殖民文化政治的重担，拓展了小说的容量。但小说的症结也就在于它的得体、周到和巧妙。尽管它看上去是那么光滑，甚至光滑得没有瑕疵，而且，初读时，确实流畅、好看，甚至不乏情感的冲击力，但回头想来，小说中的一切情节要素皆似曾相识，且并没有提供出新知新见。海外人文专业华人的困顿、一对陌生男女之间的错落姻缘，女知青被强奸、乃至假结婚、洗钱等主要情节，都是读者熟知的“老套路”。在此意义上，这篇小说更像是对国内同类题材的收割，只不过转换了一个国外的视域而已，却并未因此而开启另一种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的思路。尤其，作者在人性幽深的关键节点上往往“见好就收”，缺少击穿人性深处的劲道。这不禁让我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在服装市场上畅销的外贸衣物：它明明是“中国制造”，却因为“外贸”转“内销”而身价倍增。当然，如果仅仅是以一般性的文学水准来评价，它确已胜出。但是，如果以更高的期待来评价，它尚未达到。
另外两部中篇也投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曹寇的《塘村概略》讲述了一位女大学生因被误认为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而被村民打死的故事。小说接续了鲁迅小说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揭示了人性的冷漠和怨毒，令人不寒而栗。张廷竹的《闹市有草舍》讲述了杭州城闹市区茅草屋中一户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凄苦命运，虽云中篇，容量却堪比长篇。它通过同样继承了鲁迅的故乡叙事传统，具有传统的深厚文脉。但两部中篇都似乎渴求叙事上的新变，反而有些刻意的痕迹，读来有些沉闷。
短篇小说栏目中“70”后作家鲁敏的小说《谢伯茂之死》值得一读。小说围绕一个被现代主义小说反复书写的“等待与寻找”的主题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应该说算不得新奇。但是，它构思别致、体验深切，并以独到的目光切中了现代人普遍性的心理病症——孤独与逃避，由此在读者心中震荡不已，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冲击力。鲁敏继乡土叙事的“东坝系列”出发之后，在近两年，将兴趣点转向“城市暗疾”，以往从容、温暖的笔致被替代以另一套冷峻、犀利的笔墨。在这个短篇中，鲁敏将故事背景放置在南京，并借助于小说主人公李复——一位工作了三十年的邮递员的足迹，寻觅了南京旧有的文化记忆，也展现了南京现有的城市文化。即便如此，小说中的“南京”也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那“南京”到底隐喻什么？
这个问题才构成小说的故事内核——隐喻性。小说由此生成了这样的主体情节：两个主要人物——邮递员李复和写信人陈亦新因“死信”而被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分别从“等待与寻找”的路径相遇而行，穿越古老记忆和都市人海，经历了焦灼的心灵考验，却在相遇的瞬间“见光死”，从此放弃“等待与寻找”。这样曲折、怪诞的情节、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在许多方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寓意深刻。即小说中的“南京”隐喻了拥有古老记忆的“故乡”；小说的全部情节则隐喻了失落了“故乡”的现代人，注定成为灵魂没有皈依的孤独者。但，现代人同样具有抵抗孤独的行动和心理。小说中那些无法以隐喻盖过写实的地方，也就是现代人“正视孤独”的表征。譬如：李复试图救活那些“死信”的许多感人行动和陈亦新写信时的微妙心理，都释放出人体对抗孤独的正能量。但我怀疑鲁敏愿意确信这一点。否则，她大概不会设计一个如此让人心灰意懒的结局。
此外，小说的隐喻性还不能算作这篇小说的全部魅力，因为所有的现代主义小说皆是隐喻的。如何表达隐喻，才更考验小说家的智慧。在这篇小说中，现代人丧失“故乡”的孤独感，借助于书信世界的失而复得和得而复失，不仅可触可感，而且意味深长。当陈亦新用一支羊毫笔行进在牛皮纸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时，唤醒的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乡”记忆吧？
高剑的《沙盘》充满异域的传奇色彩。北美小镇，迷人的绘画世界，盲人主人公与异乡人的不期而遇，以及主人公在宗教世界中的死亡和复活，使得小说核心意象——“沙盘”的寓意超越了小镇的坐标，而成为生命的刻度。
推荐作品：
《收获》2012年第4期推荐篇目：鲁敏《谢伯茂之死》（中篇）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