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当代》2012年第4期
季亚娅
一切想对周大新《安魂》（长篇小说）进行文体学归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尽管它被称为“长篇小说”。写作在此，是沟通天国与人间的灵媒，是跨越生死界河的涉渡之舟，是往返于时空阻隔的幽冥王国的青鸟，在它翅翼鼓起的微风里，完成彼岸生者的回忆、眺望与自我拯救。这是最极端的写作，它帮助我们了解在何种意义上文学仅仅是疗伤，写作仅仅与自己有关。但即使是这最纯粹的“个人写作”，也不仅只是个人的故事、一己之痛，而必然指向群体的大悲悯与大解脱，这就是作者在题记里说的“献给周宁”，也“献给天下所有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母”。由己及人的“同情”之理，这也许就是文学得以流传最朴素的理由。理解这一点，你会发现对话体也许是最合适的文体选择。与逝去亲人的对话，是生者最直接、最本能而不可得的渴求，在想象与虚拟的世界里完成它、消解它，则离别之痛、相思之苦得以缓和与解脱。这是痴情文字，但也是最理性的文字，对话体带来了生与死、我与他的双重关照视角，替情绪之重伤留下喘息与思辨的空间，于生者与亡者的深情对唱与聆听中理解生老病死的深意。
在情绪与结构上，这一曲“安魂”又可分为上下两阙。上阕是亡者出生、成长、疾病、死亡的记录，对于叙事者，这一段可能类似于心理治疗的“情境再现”，描述疾病过程中最残酷和不堪忍受的细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卸负和解脱。对于读者，这些痛苦则另有意义，这不仅在于它们的普遍性，即疾病之痛是人性和生命从来存在而不愿看见的部分，还因为它们的特殊性，作者同时在讲述一个中国语境里“独生子女”成长与夭亡的故事，一个“失独父母”的哀痛故事。作者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回避这痛苦的社会语境，在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悲欢之外，这孩子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不经意的体制与社会的变迁史，家与国的联系就在这平常岁月、生老病死里。下阕是作者对彼岸天国的眺望。亡者在天国生活每一个细节设计均是作者的深情寄托，其想象力之所及，也是爱之所至。作者倾其智慧与爱心将天国描绘成他心中的理想国，构筑这座天国的资源是“全球化”的，有中国传统的家族式聚居，有中西先贤的共处交流，有佛道两教的善恶报应，亦有西方宗教式的忏悔与涤罪。这座天堂没有太多宗教或哲学意义上的宏大与深刻，它平易、和善，更像是一个父亲穷其一生所学，教导、引领儿子关于何谓幸福、何谓存在与永恒的终极探讨。
中短篇小说整体平淡。平淡中有涟漪的是嘉南的《xl女人》（短篇小说）。这小说的特点一个是“俗”，一个是“冷”，都让人记得住。小说写的是机关女子的友情，真情中的攀附，算计中的温情，在权势利益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时刻演绎成了故事。“xl毛衣”是一件礼物，它作为礼物的象征性功用、所蕴含的一整套世俗社会价值法则，作者娴熟于心乃至有一两分得意；但它也是一件御寒的物品，患难时刻能抵一抵人情凉薄的寒风。知世情而冷静待之，这小说苍凉的心气是通张爱玲的，但少了张氏华丽炫技的语言和透彻人性后俾睨众生的清高，它还是安分。鲍十的《洗阿芳的事》（短篇小说）写城中村种菜女子养家糊口的人生经历，普通人的普通事，家长里短的温暖，时乖运蹇时的自强。作者写实功夫一流，洗阿芳的强势、善良、勤勉、铿吝有厚实、生动的细节支撑。这是把平淡做到了一种境界，称得上素以为绚。《纸陶》（王松，中篇小说）可谓现时代的“拍案惊奇”，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复仇故事。“纸陶”发明者的专利被人侵夺，其女为父复仇，一身三变忽男忽女，设下了一个同时色诱仇家妻子、女儿及其本人，“拿回”父亲钱财的连环骗局。但如此雌雄莫辩实在不合情理。《一棵树的死亡方式》（王秀梅，中篇小说）以核桃木旧床的视角看人世，其用意不在多个床主的故事而在探讨价值法则，以树的世界的忠诚、挚爱、永恒，对应人世生活的多变、背叛、罪愆。这大概是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型的共同伦理困境。孙泉喜的《黑日谷》（短篇小说）是一座“桃花源”。主人公陶盾之名谐音“逃遁”，因拆迁费之争打伤开发商，到黑日谷避祸当上了羊倌儿。作者似乎想用草原淳朴新鲜的自然与人性来对照外在世界的冲突与困窘，然而故事斧凿痕迹太重。
本期最出彩的仍是“纪实”栏目。张健《北大荒演出队的1976》，选择的年份、事实大有意味，完全不同于主流史学、文学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转折”叙事。它以文革结束前夕作者亲历的一场文艺汇演的节目“押宝”，让后来者惊心动魄又感慨万千地理解何谓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也即我们关于“文革”以及那场历史转折的理解，与当年的“押宝”者听风、跟风、猜风来编写故事剧何其相似，在多大程度这是一种“叙事”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叙事”受制于政治斗争胜利一方的逻辑？而历史人心的走向从来不像主流叙事中那样黑白分明、是非清楚。因北大荒而知名的一大批知青作家，从前正是兵团文艺宣传工作的宠儿，对所谓“极左”年代的反思，远不是一句“青春无悔”的浪漫激情所能完成的，个人在历史大势中的被牵制与主动迎合，责任与罪愆，尚有待更复杂、多元、诚恳的记录与讲述。卢苇《一个高中女生的社会调查》读来清新扑面。对于三农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处境，不能奢望一个高中女生有何超越专家学者的深刻洞见，但她能用自己的眼睛见他人所未见，“油灯女孩”、“圣诞”，皆是源自作者身心的问题而非外在观念的强加。更聪明的是作者还原现场“真实”所采用大段笔录对话的写法，可谓扬长避短。与职业调查者相比，作者不长于思辨却善于倾听，这种做法较少观念的预设和追求“深度”的企图，反而很好地呈现了生活原汁原味的裂隙、复杂和多样。
《当代》2012年第4期推荐篇目：张健《北大荒演出队的1976》（纪实，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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