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科学规定的自由是必然的自由，也就是被必然领着走的奴隶的自由，充其量也是主奴辩证法中的被主奴限定着的自由。它归根结底要把主人奴隶统统工具理性化、目的理性化，作为自由的代价。我把这种自由看作意识形态性的自由，或自由的物化。直到八十年代，我们都套在这种必然的自由中。
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科学）如此好心地把“自由”套上“必然”的枷锁，另一个“德先生”（民主）索性把套上枷锁的“自由”打入冷宫，即用“平等”取代“自由”。
“科学”毕竟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坚船利炮的教训已经领教了，而科学的进化论又从道理上教训我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民族若不奋起直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值此救亡之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正好赶到了资本主义的前面，帝官封一起打倒，还有什么比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更好。任何科学的奴役，自然科学的技术或社会科学的理想，都对自由的牺牲作了福利的补偿，以至牺牲自由成了心甘情愿。警惕总是后来发生的。
“民主”本来也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但“民主”只作“平等”的解释，而且是最功利的解释，那就在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均贫富”中有太深厚的思想姻缘。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把自由主义归在“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既顺理成章，又罪不容赦。
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民主只作为平等，是动员广大的中国农民起来翻身求解放的最有效的革命口号。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即“个人主义”成了知识分子的宿命，必打入资产阶级范畴，好叫你夹着尾巴做人。这也是中国传统“防口如防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传家心法。
近读张灏纪念五四的文章《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见《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他对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启蒙变奏”命题有一个批评，认为“救亡”的含义有点偏狭，“因为救亡普通指民族主义”，缺少“来自以社会为本位，以机体为模式的集体心态”。这恐怕是误解。事实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含义都因“救亡”而高涨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惟其如此，以自由精神、个性解放为宗旨的“启蒙”，才被“救亡”所裹挟而湮没。
今天检讨胡适、陈独秀关于“五四运动”中“自由”之立义取向的差异，丝毫没有评论熟高熟低的意思。“自由”从来同中国的“道统国粹”无缘，何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中国而言，“自由”纯属二次现代性课题，它似乎命里注定了只能从现代性国家专制的“头脑”中难产出来，像成熟到愿意出来的雅典娜——“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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