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经验差异”，我想它也不必过多强调，更谈不到什么“中国立场”，卡夫卡的写作肯定有他的与众不同的“经验差异”，我们注意到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他所在国家、民族或时代生活中的外部特征，而是他在对于整个人类精神细微处的深入勘探，这种勘探与我们的精神细微处有着共鸣和对接。东方和西方的经验差异我们在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以及鲁迅、阿来等人的写作中得以确认，我认为这确是对小说精神的重要丰富，不过对这种丰富性的体认是建立在一个文学的“世界公约”的基础上的，我们不曾因为鲁迅、阿来是中国人而降低或修改我们的艺术标准。 因为咱“得分”低，就得修改“评分”标准吗？
可能，“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才是“中国立场”提出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意图掌握评判权，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判；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唱盛唱衰也可获得某种自如，多少方便了“信口雌黄”。是的，某些汉学家的评判对中国文学的确有失公允，顾彬的审美判断多少有些陈旧滞后；而某种文字之妙也确是不可译的，它在译出的时候会遭受减损；我想我也必须承认，西方在“认知”东方和东方在“认知”西方的热情、兴趣上存在不对等，他们小有某种傲慢与偏见——但这只是在所谓的“影响”上，而不是在文学标准上的。我们因为“影响”上的不足而去动摇标准使其适应我们的自娱，算不算是一种自欺欺人？我在想，如按此逻辑，凡是陈教授没注意到的作家，是不是也可用“某某立场”自娱，“何以只能让陈晓明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事实上，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在中国文学中从来就不缺乏。
按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韦迪主任的说法，中国足球是一种举国体制下的足球运动，它肯定与西方的或同在东方的日本、韩国不同。就是日本、韩国，他们的足球也明显与西班牙、德国不同，尽管其中包含着学习和被学习的成分。我们当然肯定这种差异的存在。但，我们的足球是否也需要一个“中国立场”，不顾越位、进球、犯规和上场人数等“西方”规则？我想尊敬的韦迪主任不会这样干。
强调“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多少属于“画地为牢”，它是对普世性文化标准的漠视。鲁迅强调，凡是好的，无论是西方东方，无论是谁的经验，我们都可拿来，丰富我们自己。在这个拿来的基础上，我们再建立差异(有时，差异是个体的，与国家属性无关)，然后，形成反哺。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这个包含，不需要强调哪一个国家或地域的特征，它要的，是你目力所及的全部。米兰·昆德拉曾说过：“假如一个作家，只写作只有他的民族才能理解的作品，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而“中国立场”，会不会导致或进一步导致这一短视？
李浩，青年小说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主。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