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孔子看见《孔子》：兼谈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学

　　几个月前，电影《孔子》挟一片鼓吹喧嚣声闪亮登场。紧接着，却又眼见它黯然下线，在与《阿凡达》的PK中落荒而逃。关于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赛车新锐写入博客的几篇杂文。对《孔子》的失败，他表现出一种善意的幸灾乐祸态度。他以为，倘若不是如此，定会有人跟着去拍其他一大群的这个子、那个子；结果只能是用大笔金钱换来中国电影业的“大倒退”。
　　
　　可惜他依然不够老辣。最近听说还是决定，要继续再拍几部这样的“大片”。怕什么？反正如今有的是钱。一部《孔子》倒下来，会有更多的《孔子》跟上去预备继续卧倒。
　　
　　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未必真是要不要拍《孔子》或者《韩非子》，而是你究竟如何去拍的问题。这与我们怎么看待国学的问题很相像：这不是要不要讲国学，而是到底如何讲国学,或者讲一种什么样的国学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从电影《孔子》讲到历史上的孔子，接着再说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国学。
　　
　　“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某女史曰：发哥出演孔子，是孔子大幸。
　　
　　——子曰：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上面两句话，本是我为这次讲演提供的内容简介。遗憾的是，报告会的组织者没有把它印出来。为什么我要断定，假如孔子看到《孔子》，必会说“那我只好不是孔子”呢？因为电影里的孔子实在不像孔子。说得刻薄一点，影片里的孔子形象，是个四合一的角色。一是丐帮首领，二是半个花痴，三是疑似强迫症患者，四是张冠李戴的改革家。
　　
　　你看他带着一帮徒弟，衣衫褴褛，前呼后拥，左右有佩刀腰剑的人相随。这样的人物不像孔子，其实更像墨子：一个最早结帮走江湖的老大、秘密社会的始祖。他的小团体纪律严明，徒弟对待大帮主的指令，可以做得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子见南子，是影片的重头戏之一。贴出来的海报早就已经把它当卖点来渲染，主角们也都演得很投入。虽说孔子大概也不反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按最宽泛的理解，无非是“英雄恋美女，才子爱佳人”的意思），可他终究不该像电影里那般，跟某个美女（而且名声不大好）初次见面，就恨不得把她抱上床去。这样表现孔子，究竟有什么根据？幸亏他终于控制住自己，没有朝着南子猛扑过去。所以我说他总算还没有整个儿地变成十足的花痴。
　　
　　电影里的孔子老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动作。如那一套僵硬的抱拳作揖的姿势；或者去见国君，还没有进门，就开始磕头。就因为影片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孔子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因此在观众的眼睛里，除了怪僻和矫揉造作，还能对他留下什么别的印象？
　　
　　影片还让这个老头声称要“变古改制”。实际上，真孔子的政治主张恰恰是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复古，恢复他想象当中由周公制定的那一整套礼乐制度。“变古改制”是后来法家的主张。孔子要往后退，法家则要朝前走。把克己复礼说成变古改制，就硬把孔子的理想扭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要退，可也没想退得像老子主张的那般远。首先用“大同”来概括远古人类“黄金时代”的，确实是儒家；但儒家并不以“大同”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康有为早就揭明，“孔子言礼，不及大同，专言小康”。影片却把“礼制大同”这样根本不通的话塞在孔子嘴里。拍片子的人对孔子到底是想往前走，还是朝后退，如果朝后退，又要退到哪一步，压根儿没有一点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张冠李戴地按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来塑造孔子。
　　
　　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当然不应该按历史学科所追究的那种历史真实性尺度去加以衡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因此就可以完全不受历史真实的规定性制约。“人生识字糊涂始”，是说光会念书本上的字，犹难免糊涂。可这句话不好反说。不能以为不识字就不会犯糊涂，或者不识字也照样拍得好孔子！
　　
　　那么孔子究竟伟大在哪里呢？　　孤独的价值理性守护者
　　
　　孔子生活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时期。那时，自西周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体系，连同与它相匹配的贵族文化，陷入急剧瓦解的局面。教科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它的主旋律，是新兴的社会力量排除腐朽的贵族势力及其文化，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肯定和欢迎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变局。
　　
　　可是事实上它并不代表历史上大多数人们曾有过的看法。比如从顾炎武到钱穆，就都不这么看。顾炎武用“礼”和“信”两个字来概述春秋的时代精神。而战国的时代精神，则更一致地被人们标示为“力”和“诈”。
　　
　　从遵礼讲信到崇奉力、诈的风气演变，很集中地体现在顾炎武概括的“车战废而首功兴”这七个字里。车战是华夏社会一种古老的战争形式。当时的礼制对不同等级的国家理应拥有多少乘战车有严格规定，因此有所谓“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五百乘之国等，不允许随便扩军。作战主力是站在战车上的贵族武士。一辆车上最多三个人，尽管每辆车后还会配置若干协同作战的“徒卒”，军队的规模仍极有限。交战也要严守规则。双方战斗员站在各自的战车上，如果面对面，相隔两匹马以上的长度，如何互相搏击？所以两军必须在十分开阔的战场上斜错列阵，战车先由对角线的两端相向行驶，在它们互相接近前再各自“左旋”。就这样，当交战的两辆战车分别作逆时针圆周运动时，车上的武士便能在战车侧身相错而过的一刻交手过招。一个回合叫“一伐”。至多转上三四圈，也就是打到“三伐”、“四伐”，即使车上的人尚未头昏，也往往轮飞轴裂，车翻马仰。故而不足一两个时辰，战争也就结束了，简直有点像游戏。
　　
　　直到春秋中后叶，人们依然还在遵守礼制。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边会战。宋襄公一方先到达战场、列好阵形。他的部下在楚军未完全渡河，以及虽已渡河而未完成布阵时，先后两次建议宋襄公提前出击，但都被宋襄公拒绝了。交战结果是宋军被打败，襄公因为受伤而在次年死去。对他恪守“不鼓不成列”的礼制，汉代人评价说：“于古为义，于今为笑。”是知他的行为被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固非自今日始。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想，连打仗也毫不动心地把规则放在第一位，那是一个多好的时代啊！中国人不讲规矩，或许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时移世迁，此风竟渐如江河之泻，积重难返，直到如今！
　　
　　到战国时，战争的目标、规模乃至酷烈程度都大幅度提高。为打仗而倾一国之力，争以机诈相比高。对方即使投降还无法放心，结果只有把降卒全都活埋了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埋事件就发生在那时。奖励战功，须以斩获的首级多少为凭据，此即所谓“车战废而首功兴”。凡此种种，在春秋时候都是绝不可想象的！对这样的“礼崩乐坏”，难道我们也能够以“历史进步”的名义而举起双手去拥护吗？
　　
　　可见历史的考察越是深入到真实的层面，我们就越是难以用一种黑白分明、是非分明、对错分明、好坏分明的简单立场去看待它们。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变迁，可能体现了一种非变不可、谁也无法阻拦的趋势。这其中确实存在某种正当性。可是问题也许还有另外一面。凡属重大变革的时代，当社会秩序发生大规模解体与重建，当社会正经历着根本性转型之时，我们经常看到工具理性的全面膨胀。这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价值理性。包含在旧传统中的具有正面属性的价值理性，总是连同旧传统一起，被满心眼追求现实利益的人们不屑一顾。因此与工具理性极端膨胀同时，价值理性往往处于普遍的失落和衰微。对正当或不正当的思索，会被对于是否有利或有用、能不能行得通的直接而现实的利害算计所遮蔽。而孔子的伟大，恰在于他身处实用主义弥漫的乱世，却孤独地坚守着他心中的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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