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坚持很重要
克己复礼这句古话,被孔子拿来表达他最基本的政治主张。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那一套礼仪和行为规范,从而复兴正在迅速败落的过去时代的精神。不过孔子自己也知道,一种业已衰退的文化秩序,是不可能光靠对外在行为规范的强调就能让它重生的。复礼还得通过克己才能实现。西周礼制本有一种内在约束,它是从统治家族的血缘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到春秋末,世代传承了几百年的血缘关系变得非常疏远,所以“礼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孔子要通过克己实现复礼,又无法重建西周时那种强烈的血缘意识。他必须找到另外一种东西,作为克己的内在依据或约束。
这个东西就是“仁”。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孔子第一次把用“仁”来标榜的道德意识自觉和道德自主,作为人必须有的一种明确追求提出来。这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仁”这个字,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诗经》以“洵美且仁”、“洵美且武”形容一个人。这里的仁,应该已包含和悦或爱人的意思。但只有在孔子那里,“仁”才获得一种系统的意义提升,被赋予全新的内涵。正因为如此,《论语》中才会留下那么多条孔子门人向老师问仁的记载。
儒家的仁,其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爱人的基本原理,就是将心比心,由己及人。从正面推己及人,即“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反命题则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这些信条,切勿以其平易而简慢之。正像一个著名学者说过的,从它们中间可以展开“全部人性”。人类各文明曾不约而同地发现过有关伦理的下述“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如何对你,就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孔子是最早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这一法则的思想家。
就政治上的业绩而言,孔子是彻底的失败者。据司马迁讲,孔子一生“干七十余君”。可是几乎没有一个君主听得进他的那些复古主张。他因此而自称是一条“丧家犬”。但这并不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缘故。有时候,坚持真的很重要。孔子给中国文化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在于他的坚持,在于身处工具理性如沧海横流的乱世而坚韧地被他所恪守、并被他所推展开来的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
国学应该是开放的
电影《孔子》又一次训示我们:在一个太过肤浅的商品文化时代,吆喝什么往往就意味着糟蹋什么。那么,“国学”也会遇到由孔子褪变为《孔子》的命运吗?
我们确实应该警惕。
如同一开始说到过的那样,基本上这不是要不要提倡国学的问题。关键在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国学。所以最后讨论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究竟什么叫国学?今天所需要的国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
我觉得国学具有两个带根本性的属性。首先,它是围绕着中国文化的那些中心观念之如何形成、发育和变迁的问题而展开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一属性并没有为国学划定一条清楚的知识边界;它只能提供一个聚焦的点,然后由此辐射出去,可能涉及到文史哲各领域,涉及到各门相关社会科学,还涉及到中医、武术、美术、建筑等等。因为这个道理,国学注定只能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不能以囊括一切的傲慢立场去取代所有那些学科领域的存在,以及它们各自的知识体系和专业建设。
其次,国学是中国人从中国文化内部对自身传统所从事的反省和创造性转换。这样的反省既使它有别于洋人的“中国学研究”,又可以为在传统的宅基上重建当代中国文明廓清它必不可少的厚实资源。任何成功的现代化,都不能缺少本土资源的接引与接榫。关于这一点,说来话长;现在只好按下不表。
上面所说的国学这两项属性,决定了我们真正需要的,必须是开放的国学。它的开放性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国学既然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当然要从中国出发去解释中国。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学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学问,可以对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所从事的中国研究置若罔闻。
在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国学不是自足的。中国历史文化不曾独立地孕育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来。无论怎样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全然正面的东西,认识到中国文化完成其现代化转型的任务需要有传统作为榫接的基础,我们依然无法否认,由于在现代性方面的不具足,中国文化无法拒绝向外部世界取经。国学不应该被当做抵斥外来现代文化的盾牌。
国学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的、惟一正确的、终极真理式的、因而也必是僵化的版本。我们绝不可指望:真能有一帮代天立言的专家或别的什么人,可以向我们发布一种叫做国学的美好无比的东西;而我们一般大众,则只须将它接过来生吞活剥,照说照做即可。当国学变成宣传,它的前景,必定与孔子变作《孔子》相仿佛。国学只能活在有关它的各种见解的争论和融会之中,活在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的原创性思维之中,活在由它所属于的整个人群主动地与全体地参与的生命体验之中。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2010年4月13日晚在复旦大学演讲,该演讲由方太青竹简国学活动提供资助,南方周末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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