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坛很像巨大的池塘我是在比较底层的

　　只要能写出“新”人来

　　编者按莫言，几乎可以与中国文学近30余年来的发展互为标签。有人评价当下的文学是“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有人斥之为“垃圾”，我们发现，在两极化的观点之中，作家莫言都会以论据的方式出现在各方的言谈之中。如果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充满了争议，那么莫言的小说便是众多争议的具体指向之一。 5月13日，本报记者在莫言家中采访了这位总是处于舆论中心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用“沉在池塘最底层的鱼”来形容自己。因为作品中残酷、残忍的描写而不断遭遇批评的他，坦言因为已过知天命的年龄而学会平和、坦然地面对争议。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谈到如何贴近现实，他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

　　“2000年以后，中国文坛少了很多浮躁……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 ”

　　辽宁日报：站在作家的角度，您对当下文学的整体状态有怎样的基本评价？

　　莫言：围绕最近10年的作品，有很多的争议、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也是最能够让很多人觉得痛快的，就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近乎全盘的否定。这种观点听起来非常过瘾，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当然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判断。最近10年的文学，实际上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写作者本身的年龄层面也非常多，老一代的作家，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依然在写作，40、50、60、70、80、90后都在写，有的在写中篇，有的在写长篇，有的在出版社出，有的在网上贴，大家都在写作。如果一个人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全面判断的话，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大量地阅读，当然，要求批评者们把所有作品都读一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起码应该把这一时期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品读一下，网上的作品浩如烟海，但也可以把流传甚广的代表作读一下。如果不把那些主要的作品读完，就武断地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有一点冒险的。而我个人作为一个创作者，当然是认为近10年来文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新世纪10年来，我们少了很多浮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前，这2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很多阶段，包括向西方的学习，其中带着一些模仿的痕迹，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有很多早期传统的文学思想对创作造成干扰，作家思想上有一些保守的观念，创作上呈现一种很不完美的状态。而2000年之后，这种浮躁的心态起码是减弱了许多。

　　辽宁日报：许多评论认为当下的作家创作心态过于浮躁，您反而认为是沉下来了？

　　莫言：是的，我认为是沉下来了。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一个深深的大池塘，里面有很多很多种鱼，有沉在深层的、游在中层的，也有在表面的。最能在表面激起浪花的肯定不是大鱼，而是那些适合在表层浮游的鱼。不能因为池塘表面有一些鱼在不断翻起大大小小的浪花，就认为池塘里所有的鱼都是浮躁的。我们的文坛很像一个巨大的池塘，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作家们就像池塘里各个层面的各种鱼类，有的在水面翻花，也有的沉在池塘底层贴着地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文坛最近10年来，反而是沉下来了。有的人在悄悄地写作，而认为文坛是“浮躁”的这样的判断其实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作家的某种行为，就来判断整体都是浮躁的。就像我们不能根据某一个案件的错判而否定全部的成千上万的案件，认为它们都是错的，这是不对的。不管是说作家浮躁，还是说作家沉得住气，其实都是一种感受，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作品。我认为最近10年的好作品还是很多的，比如中短篇。现在那么多刊物，看一看《人民文学》，看一看《收获》，实际上会发现，现在中短篇小说的质量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质量已经提高很多。很多年轻作者出手不凡，他们创作中短篇小说的水平，已经完全达到了跟世界范围内的作家、跟世界文学相对话的程度。我经常看《人民文学》和《收获》，每一期都能发现相当不错的作品。

　　辽宁日报：您用池塘来比喻当下的文坛，那么您觉得您是处于哪个水域哪个深度的“鱼”？

　　莫言：我相对来说还是在比较底层的，沉得比较深的，但我不是大鱼，只是那种喜欢贴着底层生活的鱼。　　“作家不是比大胆……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 ”

　　辽宁日报：那么您如何评价最受争议的长篇小说创作呢？

　　莫言：长篇小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认为有很多作品写得很好，但是，我读得确实不是特别认真，因此不愿意去武断地评价。我个人认为我还是很努力的，我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理想。 2000年我写了《檀香刑》、2004年写了《四十一炮》、2006年发表了《生死疲劳》、2009年年底发表了《蛙》。这四部长篇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是，《檀香刑》在思考的问题和小说艺术上的探索我个人是基本满意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遗憾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小说中执刑场面的描写过分自然主义，是否需要这样的描写？肯定是需要，但是，量上是不是可以删除一些，这方面我觉得当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这部小说从民间取材，借鉴和学习民间戏曲，在文体上做出了一些探索，不管成功与否，也算是我个人比较独特的思考，因此，我觉得《檀香刑》在我整个的创作历程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四十一炮》又是从童年视角对当下社会的假冒伪劣现象给予了艺术化的批评。而《生死疲劳》则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动物视角和人的视角的交替描写，还有对历史过程当中很多异类、异端的肯定，以及对有价值的个性和无价值的个性的辨析，我认为也是过去小说中很少看到过的。如果把这些也全部否定，而且说得一无是处，我自己当然不愿意接受，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读者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另外，《蛙》这部小说里，姑姑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话剧形式和书信体的混杂，不能说是了不起的创造，起码也代表了我个人对小说形式探索的持续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