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您提到《檀香刑》中关于执刑场面的描写可能过多。我们发现，当下中国作家的创作似乎有一种趋向，他们更愿意去写“丑”的东西、“痛苦”的东西，小说的故事以及人物常常会使人觉得不舒服。有人认为，中国的小说太缺乏温情、缺乏爱、缺乏经典文学所能带来的“美”的感受。
莫言：我觉得可以去评论一个作家的一本书美太少了，丑太多了。但是，如果要对一个作家作总体评价的话，至少需要读一下他最主要的代表作。我的《檀香刑》里面确实是写了一些恶的东西、丑的东西，但是，其中难道没有美吗？美不仅仅是肉体之美，也包括精神之美，也包括人格之美。 《檀香刑》里县令钱丁这个人物，就可以用美来概括。 《丰乳肥臀》里博大的母爱、宽厚仁慈的包容，能说不美吗？《生死疲劳》也写了男女之爱，尽管是不伦之恋，但它是真挚、真诚的。读者当然有他各自不同的喜好，但是，一部作品里如果充斥着甜腻腻的爱情，那不如去看言情小说吧。当然，我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有益的。到底一部作品里面美和丑的比例应该是怎样的？我也同意无论写怎样黑暗的社会现实，最终都应该让人看到一点希望，哪怕是在悲观的大背景下很渺茫的希望。我一直都在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一直在实践。
辽宁日报：从《蛙》这部小说，可以看出您在创作上与当下现实更加接近了，这种接近是否是您未来的创作趋向呢？
莫言：有人认为这部书写的是没人关心的陈旧的问题，我觉得这部小说写的问题恰好是千百万人关心的问题。 《蛙》是我创作历程里跟现实贴得非常近的一部小说。但是，作家并不是在比大胆，谁写了一个什么重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触动了千百万人最关心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为什么要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人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而《蛙》便涉及到了生也涉及到了死。我认为，可以把人灵魂深处的东西，那些平时我们所忽略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的敏感题材为探索的深度提供了可能性。当然，我认为即便是写历史题材依然可以贴近当下的现实。题材没有新旧之说，关键在于所触及到的人的灵魂深度，在于你的故事、你的题材、你的小说，是否真的有所发现，是否发现了以往作品所没有发现的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假如有所发现的话，它就是一部新的小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所谓写“新”人的概念，俄罗斯文学里，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等，他们的创作也是遵循写“新”人的概念。屠格涅夫写《父与子》的时候，有人批评他写的是很旧的东西，然后他便重新构思，最终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父与子》。并不是说我写的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就是“新”人，你写了一个“80后”，就是一个“旧”人，不在于人的实际年龄，而在于作家对他的开掘和了解，你是否创造了一个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如果是，那么即便你写的是一个清朝人，那也是一个“新”人。否则，你写的人物哪怕昨天刚刚20岁，但在过去很早很早的小说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人物，那他依然是个“旧”人。文学的“新”人和“旧”人，是这样划分的。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写出“新”人来，就是新的小说，就是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社会。社会问题迟早会陈旧的，今天写一个现在非常重大的千百万人关注的问题，比如房价，但是，过了两年后，也许没有人再关注这个问题了，变得很陈旧了。以问题取胜的小说很短命，不单单是写问题，而且是写了问题中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新”人，那么小说也就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谈到我今后的所谓的贴近现实，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贴近。并不是在于非要去写千百万人关注的房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写，但不是目的。 “各个不同层次的作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想，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追求畅销、追求流行，只要不犯法，不伤害他人，那就无可指责。……没有必要把严肃文学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去，应该平等看待，让文学有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和心态。 ”
辽宁日报：我们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10年，三个不同时期，您都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如果将上述三个时期的文学环境加以比较的话，您个人认为哪一时期的文学环境更利于您的创作？
莫言：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下个人的感受。很多说法可能会招致许多人的批评。如果我说现在是比较宽松的，有人肯定会说，你又在唱赞歌。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感受是：80年代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那时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存在很多的禁区，我的很多同学写了历史上的事件，比如皖南事变、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俘虏、国共战争中一些有人性的故事等等，都被批评，不允许发表，即便是发表了也可能会受到批判。当时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描写对越反击战，叫《战友重逢》，也是在七八家刊物之间转来转去，最后有一家刊物说可以发表，但是要砍掉1／3，砍掉的都是我认为最有光华的部分，后来这部小说在90年代的时候发表了，说明到了9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更宽松了，禁区少了。进入新世纪，外部环境相比八九十年代而言，又进一步放宽了。当然说一个时期比较好，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一切都好。
辽宁日报：环境的变化还包括其他因素，比如商品经济的影响、数码时代的冲击等等，作家们的心态是否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呢？
莫言：80年代的时候是稿费制，没有版税制，作家对市场也比较漠然，出版社也不像现在一样对印数有狂热的追求，但是，那个时候依然有许多名利的外在因素对作家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吸引。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是黄金时期、什么问题都不存在。到了新世纪后，版税制、市场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之后，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之前讲过，文坛就好像池塘一样，其中有很多种鱼，每种鱼都有自己最适合活动的深度和区域，每个水域和深度之中，也必然会有最适合某类鱼食用的食物。文坛亦如此。各个不同层次的作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想，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追求畅销、追求流行，只要不犯法，不伤害他人，那就无可指责。
辽宁日报：那么，您觉得此类作家的存在不会对当下文学的整体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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