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公共性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时候，媒体总是将“学者”这一特殊的身份角色推向一定的高度试图为大众“指点迷津”。但事与愿违，“学者”又大众被戏谑为噱者，专家与教授则被公众称之为“砖家”或“叫兽”。是人们不再相信学理对于社会的分析与认识的力度，还是这个社会本身已经不再希冀于任何外在的“检测”而一味地在“资本逻辑”中“寂寞的欢愉”？或者人们心甘情愿的听天由命？如此发问其实是将拯救“学者”公共形象的途径误读为“大众”的责任，将学者的公共形象的困境看作是大众不再需要大众。因没有能够以学者自我批判的方式推进学者的“自我拯救”，从而使得学者形象一再遭受贬损。
日常生活世界中，大众对于“学者”这一主体的身份认同，我们称之为学者的公共形象。从内在的机制上分析可以看出，学者的公共形象至少在如今包含以媒体为中介的学者与大众之间的“认同机制”，即“学者”该如何对待大众？学者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呈现学术？媒体在如何能够具有客观地沟通“大众”与“学者”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拯救”学者在当下尴尬处境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如何摆脱学者那种满口“学术黑话”、“逻辑不通”乃至泯灭一个知识分子固有的学术良心守则的公共形象。
首先的追问是，“学者”在学术事件中如何面向“大众”？我们知道，普通的大众与学者之间的交流在当下网络时代，多表现为一种对于公共事件的评析上。比如，为当下房价攀升而高呼“如果大部分人买的起房子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的学者话语引得了大众的谩骂。这是否是说，大众想让学者说什么，我们的学者就跟着说什么吗？可能问题远未如此简单。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学术论证，以及该学术是真正具有中国性特质即面向“大众”事实本身。今天，虽然成千上万吨的学术纸张被作为学术的载体消耗掉，但是，有学术分量的学术著作却“泛善可陈”。就是因为，大众很少进入到学者的视野中去。西方学者施特劳斯曾公开认为学术的语言应该是晦涩的，以避免把“真理”泄漏给“大众”。在中国的学术被西方“学术殖民化”情势下，对“大众”的淡忘是西方学术病体中的痼疾在中国的必然生发，而这将是导致学者公共形象坍塌的核心根源。
其次，在公共性事件中，“学者”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关注现实？应该承认，这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直被忽视。学者通常有一种自恋性的情结，自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其实不客气地说，学者只能以理论的方式关照世界、以批判的方式反思世界、以思想的力量引领世界。而这可能都逃脱不了“解释世界”的命运，改造世界的实践智慧如果从学理上讲与理论智慧相差甚远，这也是为什么理论十分圆满，实践却是灾难性的根据所在。我们认为，学者应该自觉地以“大众”与“社会”之间的反思监控者的意识参与到公共性事件中来，不断地对整个事件的一些基本的事实、前提以公开性、公正性、真实性的方式批判地将事件推向合理地解决，而不至于学者采用一边倒的方式，最终以损伤学者边界限度的方式，将学者本身推向了深渊。
最后，在当今媒介时代，“学者”本身有被“商品化”的现象。今天，太多的电视节目、网络访谈等将“学者”以一种“包装”为畅销的“大众文化”的形象，以此，对学者本身的严谨、客观、良知等朴实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学术本身是一种并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学者要将自己的学术面向大众，但并不是“迎合”，而是要与大众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然的话，学者“大众化”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大损害。保持必要的张力，至少应该做到对大众的话语进行深入的前提批判、对于大众文化本身进行前提批判、对于大众的话语进行引领等等，这些应该在学者对社会认识的高度下对其进行操作，而不是为“大众”喜欢为标准。另一方面，要对主流话语进行反思性审视，让学者的公共性批判成为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真正反思监控系统。
熊十力先生曾痛心疾首的说过，“今之学者，心地少有清虚宁静，读书不过记涌与涉猎，思想又甚粗浮，只顾东西涂抹，聚集肤乱知识，出版甚易，成名更速，名位既得，亦自忘其所以，浅衷薄殖，诳耀天下”。今天的学者可能比熊十力所批评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缺乏对学者自我定位的深刻内省以及将思想的贫瘠归于时代的陋习这一自我放逐的情势导致了“学者”这一形象的整体“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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