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分析，可见汪著这个自然段有三个特点：第一，抄袭严重；第二，抄袭手法混用；第三，作者是熟悉注释规则的。对于钱理群等用“技术问题”来否定王文指证的抄袭，我们有必要提请他们注意：汪著这个自然段与邱文，相同点只有“中庸”、“折中”、“公允”三词；相反，这个自然段，主要文字直接抄自李文，结尾文字和意思又基本属于林著，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
王文长达万余言，但仅具体指证了汪著第一编，即三分之一篇幅（全书共三编）的抄袭问题。尽管如前文所言，王文的指证能确凿落实“抄袭”的，只是六处；但这六处中有四处是大段落抄袭。因此仅就汪著这三分之一而言，恐怕抄袭情况也不可谓之不严重。这样的抄袭情况，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今天；也无论是对于专家学者，还是对于博士学生，恐怕都难以用“不够学术规范”或“不成熟”来开脱之罢？
三、勿以混搅历史的办法强拉古人为今日抄袭之辈背黑锅、作保护
严肃认真地揭露和甄别抄袭是非，消极地讲，是惩戒学术不端行为；积极地讲是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实际上，对抄袭的揭露和甄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活动。学术抄袭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向读者、甚至学术界屏蔽了真实的学术源流。抄袭的屏蔽作用，在那些一度被推崇为杰作、甚至经典的“抄袭之作”的流传中，影响更大。甄别抄袭，就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次揭露抄袭似乎非但未给中国学界带来积极的帮助，反而激发了某些学者把今天学者的抄袭帐赖在古人身上的勇气。比如，扬州大学教授姚文放在向媒体为校友汪晖的抄袭辩护时，公然使用了“古人也曾把名著据为己有”的奇论，并且说：“现代以来许多知名学人也有类似情况，例如鲁迅评价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 ，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闲适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存’这样金刚怒目的一面。此话最早是朱熹说的，但鲁迅当时也没有说明引用何处——这在当时，是完全许可的。”（《扬州晚报》2010年3月29日）。鲁迅真是把朱熹的妙语“据为己有”，而“不说明”吗？我们看看这两位先师究竟如何说的：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论文下（诗）》）
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题未定”草（六）》）
朱喜讲陶渊明“豪放得来不觉耳”，称其《咏荆轲》是“露出本相者”；鲁迅讲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面，用的例是《读山海经》。朱熹讲陶是豪放与平淡的统一，鲁迅讲陶是飘逸与怒目的对立。鲁迅如何“剽窃”了朱熹呢？精卫填海等于荆轲刺秦？姚文放教授是真不知原委，还是蓄意搅混历史以便拉起在九泉下长眠了数十载的鲁迅来给当代抄袭之辈背黑锅呢？这样的学识和态度，如何面对鲁迅？如何面对讲台下的子弟？
有识之士都承认，学术剽窃已成中国学术的大害。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如果以无原则的庇护和无理的赖账，中国学术未来必无生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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