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理论家莱斯理·斯克莱尔在《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大众媒体问题。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正适于着手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一研究应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不难看到，现代广告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就已长期受到10万条广告的冲击。广告的负面效应在于：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而这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超前消费性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以表面的热闹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呈现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正如博德里亚所说的那样“物的量的吸收是有限的，消化系统是有限的，但物的文化系统则是不确定的。相对说来，它还是个无关紧要的系统。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此：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机动、欲望、奇遇、刺激、别人的不断判断、不断发展的色情化、信息以及广告的煽动：所有这些在普遍竞争的现实背景中，构成了一种抽象的集体参与的命运。”17在这个虚拟时代，是真实的“现实”还是虚假的“复制品”已不再重要。相反，电子时代生产的虚拟形象比真实的现实还要“逼真”。
然而，这种“逼真”毕竟不是“真实”本身。人们看广告似乎常常觉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乱坠的同它实际上指涉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正是在其“没有说出的话”中无意透露的。“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预言性话语。”18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漠作为其性格，其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话语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虚假。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失序就不可避免。
在这个鼓励消费的社会体制中，尽管创造的机遇和分配的制度不是平等的，但“丰盛”社会的新结构使这一问题得到了重新解决。除了巨富以外，剩下的人被排斥在工业体系增长之外成了“穷人”。这样，消费社会的民主问题凸现出来。社会真实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转变为地位、电视、汽车和音响的消费形式上的民主。博德里亚指出：“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两者互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种总体民主意识，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19人们在消费社会中被虚假的自我平衡——崇尚同一时装、在电视上观看同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去某俱乐部等所迷惑，甚至用消费平均化术语来掩盖真实问题，其本身就已经是用商品消费与符码标志，来替代对真正不平等问题和对其进行的逻辑的和社会学的分析。进一步看，问题的深层在于：在当代社会中，电视正在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界限加以消解，从而使得一切私人生活空间都有可能被公众化。
其四，人造物质的丰富与自然权力的匮乏。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一方面是人造物质日益过剩：消费、信息、通讯、文化均由体制安排并组织成新的生产力，以获取最大利润也完成了“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20另一方面，是自然物质权力的日益匮乏，即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惟有特要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21在空调、手表、电视机、汽车等日益过剩而贬值的的状况下，“绿色”却成为昂贵而需要重新争夺的资源。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那么是谁剥夺了这些自然权力？是谁在重新分配这些自然权力？在博德里亚看来，“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22
可以认为，极度生产以及耗费资源，庞大的消费主义并刺激消费欲望，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大循环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简朴精神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物质过剩中的精神贫乏常态。面对这种当代生存状态，应该反思现代性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因为：“物质的增长不仅意味着需求增长，以及财富与需求之间的某种不平衡，而且意味着在需求增长与生产力增长之间这种不平衡本身的增长。“心理贫困化”产生于此。潜在的、慢性的危机状态本身，在功能上与物质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后者会走向中断的界限，导致爆炸性的矛盾。”23博德里亚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将物质丰富化与心理贫困化联系起来，并将过渡的物质消费同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联系起来。
三 商品拜物教中的人文审美生态危机
消费社会中精神生态问题，关涉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诸多问题。博德里亚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博德里亚尤其关注以下紧迫问题：
首先，城市的异化与人的片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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