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博德里亚的分析仍然超越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西马分析模式，而采用后现代式的话语权力分析方式——不仅否认直接经验之下有任何实在意义存在，而且不再希望在表层后面能够寻到深层本质，虚拟的形象后面有任何的真实阐释“深度模式”。其所绘出的后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阐释后现代社会镜像的新视角。
其二，在后现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艺术美学上转变是根本性的，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政治上看全球化中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权力角逐，无论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平面化问题，还是从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看人类话语泡沫中的失语，都能发现某种新视角和新问题。具体地说，消费社会已经进入一种文化身份的符号争斗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并将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并企图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于是在哲学“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话语的消失后，人们在焦虑、绝望中寻找到挽救信仰危机的解救方法。然而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使得“表征紊乱”成为时代的症结，本能欲望的满足和怂恿成为消费时代的焦虑。因而后现代消费时代问题的袒露性，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并对当代问题的深层面揭开了重要的一角。
其三，西方“他者”的警示作用。后现代大众传播和消费社会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播撒中已经逐渐延伸进在当代中国大众生活。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和以电视媒体的膨胀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博德里亚文化理论提醒我们对知识生产重新理解和认识，对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产业资本加以深切的反思。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世纪之交的问题，除了第一世界他们所面临的“现代与后现代”传媒和消费问题外，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如何张扬一种健康的文化，而非一种颓败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对各种文化符号资本在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加以分析定位，并对一切文化特权的加以质疑，必得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层面。
在我看来，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和大众传播理论，其新颖的意义又是同他内在的局限同时矛盾地混合存在一起的，值得认真分析。
首先，过分强调丧失深度价值的传媒时代的技术中心主义情结。除了消费的名牌政治和大众传媒的虚假身份外，其他好像都不再有意义。现实与符号象征再现的区别在象征领域已然被取消，这使生活在象征境遇中的人类的沟通模式遭到改写——从手写文明到印刷文明和电子媒体，形成新的“真实虚拟”的沟通系统。这种不同含义的意义编码构成了文化的多重症候，对应着人类文化心灵的各个层面，但由于符号象征系统还能指涉未经编码的内容，因而与其现实的对象又处于非对称状态，使得现实在被感知时成为一种虚拟的状态，成为多余的剩余物，人们就被置于一种“超实在”（Hyper reality）虚无中。45应该说，博德里亚的这种虚拟理论的关键在于，他已经取消了现实的第一性问题，将观念对现实的折射过分夸大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识形态是文字时代用文字与精神意识的对称性来谈论问题，而仿像时代是图文时代甚至图图时代，用仿像的图文表征问题。于是，永无休止的为新而创新传媒形式使最时尚的消费形式成为时代中心，并耗尽了当代人精神内容和信仰形式的全部资源——当代人整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异。 其次，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精神和个体享乐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战车中，人们基于对社会个体身份的和历史虚无的理解，不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于是消费成为获得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关键环节，甚至成为支撑现行体制和团体机构生存发展的润滑剂。消费不再是为了刺激再生产，而是在名牌政治化和时尚崇尚克隆呈当代崇洋心态——商品拜物教和西方中心观念。“消费”心态观念与“西方”名牌政治，终于成为一个铜币的两面。在这个商品经济全球化时代，传媒广告等与商业合谋扩展了消费时代的广度和深度，名牌消费和攀比心理正在使人只能在消费中才能获得自我身份，才能获得占有欲满足的虚假观念。消费对象的品牌最终成为新新人类的新意识形态。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博德里亚过分注重消费社会中的信息意识形态和传媒意识形态问题，而将真正的社会与人的“异化”理论，消泯在传媒的平面流动中了，故其思想深刻之中也呈现出观念保守主义的倾向。
从形而上学理想化到大众传媒时代世俗化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最前沿的历史文化的轨迹和精神蜕变脉络。这一脉络表明，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在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传播获得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间转换而相对固定的某种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社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揭示这种危机并开创新的问题领域以化解这种后工业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症结，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的努力方向。这也许是博德里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世界不断升温，并日益引起人文学界重视的内在原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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