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助兴品。在我看来，晚餐是一天的大团圆。我的工作完毕了；读书的、办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家离市远，访客不再光临了；下文是休息和睡眠，时间尽可从容了。若是这大团圆的晚餐只有饭菜而没有酒，则不能延长时间，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场，未免太功利的，太少兴趣。
在丰子恺，为着生计考虑，白天的笔耕是断不可少的工作，就像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需要上班一样，是一种功利的现实生活。功利的生活相对来说总是紧张一些，因此 “晚酌”就成了消解这种紧张的有效方式之一。在这里，“酒”超越了它具体的“物的形象”，而拥有相当的精神慰藉的意味。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意味在晚年的“文革”生活中发挥到了极点。在整个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政治氛围中，名列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的丰子恺，其个人的活动空间其实已经非常狭小，而灾难则是不断地袭来。这时的他，过的就真的是“禁锢”式的“闲居”生活了。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渠道或一种方式来释放现实生活中的紧张，那么，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而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有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也都在生活——主要是精神生活——的重压下，非正常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相对而言，丰子恺是洒脱的，他的精神情绪相对较好。这并非因为他所受到的冲击不够巨大，而是因为他的“闲居”本领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借助于吸烟喝酒这样一些极其普通的生活形式，他部分地消解了现实生活带给他的苦难与紧张。我们翻阅他晚年的信札，几乎随处都可以读到他记述喝酒、抽烟的文字，而且大多写得很有诗意。在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有这样几条:
……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了。近我酒量甚好，每日啤酒一瓶，黄酒半斤。一边喝，一边讲《水浒传》给南颖、意青听。……我写此信，一边喝酒。(1969年8月23日)
窗外杨柳，绿意已浓，独坐浅斟，自谓南面王不易也。(1971年3月27日)
我现在日长无事，看《三国演义》，饮酒。(1974年3月6日)我近日早上翻译夏目漱石文，作为消遣，十时即饮酒，每日饮黄酒一斤半。香烟少吸。一日一包。喷气而已，不吸入肺，亦是一种消遣。(1974年8月24日)我端居静坐，饮酒看书，自得其乐。(1975年五月五日)
在这些文字中，喝酒吸烟一类的行为，是和作者特定的精神情趣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南面王不易”、“日长无事，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讲故事”的说法，都提示了“ 酒”在文化层面的意味。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喝酒”与“讲故事”“日长无事”“自得其乐”等构成了一个平衡的对称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假如“喝酒”而不“讲故事”，或者“日长”而竟无酒可喝，那么，生活的精彩程度都将大打折扣。
惟此，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面对子女们要他戒酒的建议，他也只说“少饮清欢可也”，而拒绝戒酒。有时候，真病到不能喝酒的境地时，他也会在想象中重温酒的滋味，从而在“文化上”保持一种喝酒的生活方式。
比如1970年在给新枚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不想吃酒，足见体温未复正常。本来可以‘掩重门浅醉闲眠’，今只能‘冥想闲眠’。”
能想起“掩重门浅醉闲眠”的诗句，这本身就是对酒的一种想象。然后，他又漫笔写道:
平生记得，关于吃酒，有两人最有趣:其一，你出世前一二年，抗战初，我家逃难到桐庐乡下，租屋而住，邻人盛宝函老人坐在一圆凳上，见我来了，揭开凳盖，取出热酒(用棉花裹好，常温)及花生，与我对酌。其二，西湖上(你八九岁时)有人钓虾，钓得三四只，拿到岳坟小酒店中，放在烫酒炉中煮熟了，讨些酱油，叫两碗酒，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样的漫笔中，酒的滋味其实已经扑面而来，而其在文化上的抚慰功效，也在这样的娓娓叙说中，得以实现。这就是丰子恺的本领，他能在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里，“神游物外”，从而暂时地消解由极左政治带给他的生活上的苦难。
在《暂时脱离尘世》一文中，丰子恺将自己的这种本领概括为“暂时脱离尘世”，说“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然而尽管这样，“暂时脱离尘世”却是可能的，也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在 “文革”时期，丰子恺认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 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如果不想成为“一架机器”，而恢复到“人”的本来面貌，那么，“暂时脱离尘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途径，它内蕴的，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能以一种艺术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包括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异化。
从这样的文化思想出发，为丰子恺及其他白马湖作家所倡扬的“艺术生活”，即具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品质。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个人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甚至灾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个人仿佛螺丝钉似的，被填充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他们上班下班，忙于事业，忙于前程，忙于各种各样的人际应酬。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以现代科技为核心力量、科层制为社会组织方式的现代社会，其实更加缺少精神上的自由度。在农业社会，个人假如不满意官场或者商场的“心为形役”，那么，他还可以退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一种耕读的生活。
现代社会则不然，在特定的社会分工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下，现代人几乎已经没有退路可寻。我们试想，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他厌倦了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感到“心为形役”了，这时他能毅然辞去自己的工作，而再回过头来过一种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吗？正是这样，尽管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物质水平较诸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个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看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现代人却更容易感到疲劳，更容易说一个“累”字。这是身心俱疲的表征。现代社会仿佛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巨大的外力、惯性和加速度迫使它不断地高速旋转，从而在它的周围激起一个又一个湍急的生活的漩涡；而现代人，就陷于这样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们一个个都被这生活的漩涡逼迫着，带动着，仿佛追赶太阳的夸父，勉力前行，最后却“道渴而死”。从这一个角度讲，现代社会的弊病不在慢而在快，不在松而在紧。惟此，如何消解现代人在现实生存境遇中的生存紧张，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课题；而白马湖作家群倡导的“艺术生活 ”的概念，有了它切实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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