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是，那么多城市里，他竟说自己喜欢北京。这个黑白衬衫、牛仔裤、纯天然乱发的瘦高男子，他曾日复一日地穿越这城市，却从未产生过了解的欲望。在自己为它所花费的稀少笔墨中，北京只不过是一座沸腾而又令人备感压抑的大城市。
但是，北京有他全部的朋友，有他文字的出路，以及那间干净明亮的单向街书店。
一切野心都其来有自
许知远出生的1976年，中国正处于新生的前夜。这个国家在其后30余年摸索前行，许知远则“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变化。
在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许知远生活到7岁。1983年，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一切都如此干瘪，幸好一场.com风暴席卷了中国城市，它成为许知远那代人所经历的最浪漫故事。硅谷的技术天才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而许知远则是全球化毫无保留的拥护者。
于是，毕业时，许知远成为了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他又成了新闻记者，彼时，中国的出版物逐步获得发言，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正学习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身处1999年至2003年的许知远，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而当2010年，胡舒立和《财经》成为中国传媒时代嬗变的缩影时，远在英国的许知远内心颇为唏嘘，他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
在用英语采访的时候，许知远很喜欢用一个德语词“Zeigeist”(时代精神)。事实上，许知远和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的最直接关系，就是他永远不能停止谈论这个词。
正如多年前北大图书馆的那个下午，许知远依然渴望像李普曼一样，以谈论自己身处的世界为生，并且赢得声名。后来，他将自己出版的众多书籍中的一本命名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从不掩饰这种充满雄心和渴望的表达方式，“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
“我的内心充满不安”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你文字的出路是什么？
许知远：除了亚洲周刊和FT的专栏，也为我工作的《东方企业家》与《生活》供稿。
Q：坚持写专栏的意义和动力在哪里？
A：有时我经常困惑，为什么还写专栏。有时候是出于愤怒，中国让人愤怒的事情太多了。有时，纯粹是因为没耐心写更长的东西。
Q：你说过自己有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现在，这种野心是否还有？
A：当然还会有，却也被社会现实经常打压。
Q：这种野心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A：所有人年轻时都有野心吧？只是有人保持得稍微长一点，我没有十年前那种浅薄的乐观与自信了。
Q：你的批判视角和为国家担忧的情怀从何而来？
A：任何社会都有一批人自然而然地关心他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只是其中之一。
Q：有人说你“只训斥，不安慰，只批评，不解决”。
A：有很多人试图安慰这个社会，让人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也有很多人提出解决方案了，只是大部分解决方案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21世纪的中国太急躁了，什么都想找快捷方案，但首要是把问题想清楚。
Q：在关注社会、国家等宏大身外事物的时候，是否有对于自身的反省和焦虑？
A：当然有，对个人的困惑远远多于对国家社会的困惑。
我不是个特别高兴、特别快活的人。幸福，有时候有，都是我一个人获得的，很多是在思考的时候。忘掉自己投入到某个东西里去，是最幸福的。
我内心充满不安。前途怎么样啊？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了。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但我写不了文学，得非小说、非虚构，比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
Q：你说起自己这几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是指什么？
A：更悲观了。这个现实正在让人越来越无力。
Q：第三极书局倒闭的事情你知道吗？
A：我很伤心。书局的老板是我的师兄，我们谈过对书的理想。我们的时代病了。
Q：对于单向街书店未来的生存是否心有担忧？
A：暂时不会消失吧，五年内应该不会。
Q：你满意现在的自己吗？
A：我对自己的想法与文字都不太自信，也不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像写作更私人，更安全。我很羡慕梁文道他们呀，我做不了他做的事。
Q：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什么？
A：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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