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影视特别是电视剧，谍战片、战争片和生活片，并称三雄。其中战争片，特别是描写六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的电视剧，因为历史相隔并不遥远，和人们的情感更为呼应，赢得不少年轻热血观众的喜爱。《生死线》热播，就是明证。其中剧情起伏跌宕，演员表演出色，都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
但是，其中对于战争的描写和态度，却值得重视。过分夸大了日本军人的力量，和过分夸大了四道风等几位草根英雄的作用，都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地接近历史中那场抗日战争的真相。相反，在这样两种被夸大的力量和作用面前，那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变得格外的苍白无力，不堪一击，草芥一样任人摆弄和宰割。
一方面，四道风等散兵游勇式的英雄，几乎刀枪不入，百战不死，在战火硝烟之中游龙戏凤，无所不能，还能死水微澜，在刀光剑影映射下三角恋得风生水起，(最后四道风、庞乌鸦等人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死于偶然)；一方面，在过分强大的日军面前，民众灰头灰脸，浑浑噩噩，毫无力量感，毫无作为，成为了彻底的亡国奴。也许，是为了突出战争的残酷；也许，是为了衬托英雄的威力。而且，在那场战争中，民众的牺牲确实也是惨重的。但无论怎么说，民众在这部电视剧中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的身份都失去了，仅仅沦为了一个符号，或只能等死于日军铁蹄之下，或只能企望于草莽英雄的解救危难之中，只是色块一样，影影绰绰地铺垫于剧情发展的背景里。
于是，民众和英雄，处于战争的霄壤之间，互不挨靠。如此的英雄史观，自然会将民众置于莽莽尘埃之中，可以随意牵来牵去甚至随意践踏。为了突出英雄的出神入化的作用，当然会不惜一切强化敌人的力量，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不惜弱化民众的力量，使得英雄招手一挥，应者如云。却因如此的英雄史观，异化了那场战争，让那场战争变得离真实越来越远，越来越似是而非。战争是一面被烈火烧红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彼此对于历史的态度和情感。
指出这一点，对于今天离那场战争历史越来越远的年轻人来说，就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大众似乎天生就愿意和历史亲近，有着浓重的历史情结。历史上，戏曲和话本小说就是一般大众的历史课本，民国以来，大众一般是从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和连阔如的评书等大众文化传播形式中，了解历史和关心历史的。如今，传播方式变了，进入了多媒体时代，电视剧便成为了大众文化通俗流行的形式，受众面最广泛的载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和认知历史的，并通过这样热播的电视剧，借助历史浇铸胸中块垒而指点江山的内心诉求，甚至无形中传播给下一代，误以为历史就是那样子，战争中他们的先辈就是那样子。
因此，即使《生死线》取得了很好的收视率，也取得了很多有成果的经验，指出这一点，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过分夸大和神化几位草莽英雄的作用，无疑是将历史江湖化，将战争游戏化；过分贬低和无视民众的作用，无疑是将历史矮化，将战争漫画化。
记得在老北京大栅栏里的三庆戏院的戏台前曾经有一副抱柱联：“假象写真情，邪正忠奸，试看循环之理；今时传古事，衣冠粉黛，共贻色相于斯。”这里所说的“循环之理”，即其醒世作用；“色相于斯”，即其娱乐功能。强调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不应该只是为了娱乐，为了戏的好看，吸引人，而忽视了“循环之理”的醒世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历史的大众化之兴趣，是从电视剧中清宫戏的“戏说”开始，“戏说”显示了历史大众化中“色相于斯”的一面。“戏说”之滥，渐渐倒了观众的胃口，让不少人不满足或不满于这样一脉历史书写的通俗化甚至庸俗化，开始有人尝试将这种历史的演义，从清宫戏进入近代史，特别喜欢进入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战争之中，强化民族外部和民族内部之间生死战争的矛盾纠葛的戏份儿，将原来的“戏说”改进为“戏写”，排斥了“戏说”中野狐禅式的“戏”，而增加了戏剧元素中“戏”的成分，以戏剧中独特的传奇性，作为召唤读者归来的黄丝带。
在这样从“戏说”到“戏写”的电视剧创作演变的背景中，《生死线》的创作得失值得关注。因为《生死线》是优秀的，比《生死线》走得更远的有的是，比如近期上演的《战后之战》就随心所欲得离谱，肆意编造得为戏而戏。本来很简单用一架专机即可将日本战犯押解南京的事情，偏偏要走铁路而节外生枝，一路海陆空大战不已，让主人公和《生死线》里的英雄一样，成为刀枪不入的神话。历史不是可以被我们随心所欲摆弄的奴婢，战争中需要英雄，但英雄不是旧式江湖中的来无影去无踪的草莽。尊重历史，强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强调历史对于后代潜移默化的作用，即是我们的先辈所认知的戏剧的“循环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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