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东部那搬了又搬的漂泊生涯中，不自量力地和石涛及在上海的孟浪、陈东东等人创办起《倾向》文学人文杂志，老高是完全支持，他提建议，给文稿，还捐画。后来，我回北京定居，他不认同，也替我捏了把冷汗。二ＯＯＯ年夏天，我斗胆在北京印行《倾向》第13期……（此处有删节）后来，桑塔格等友人奔走呼号，美国国务院介入，我被遣送美国。经此一击，孟浪精疲力竭，《倾向》的编辑成惊弓之鸟，散了，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废物，刊物被击垮，文章也没有千古。那年十月，老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大事。二ＯＯ一年二月，他在哈佛大学宣布，为了支持《倾向》，他和他书的英译者李顺妍（Mabel Lee）教授将共同捐出《灵山》中文版及英译本的部份版税，一蹶不振的我像打了玛啡，振奋了一下，将《倾向》第13期在台湾重印出版。老高知道流亡中办刊物的不易，亦劝我不要硬撑。总之，他强调自由，不勉强。
二ＯＯ五年夏天，我得一机会和一位音乐家互换居所，在巴黎住了近三个月，一安顿下来，便去他在巴黎一区的新居拜访他。睽违三年，一见，我心里一惊，老高好像老了十年。老高看出我的讶异，笑着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他的催命符，他刚捡回一命。确实，得奖曾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作息，铺天盖地的采访、戏约、稿约、邀请，他要一一应付，有一阵子，他雇了助理，不接电话，仍不得闲。二ＯＯ三年，他在法兰西喜剧院（Comedie Française）导他的剧作《周末四重奏》，某天下午，眼睛突然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当时以为是劳累过度，回家休息一下就可恢复，但到了晚上仍不见好转。西零警觉，立即带他去看眼科急诊，问诊中，西零跟医生说起他是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医生当即叫来心血管科医生一起诊断，检查结果出来时，行健和西零吓了一跳，老高的血管栓塞已经影响到视神经，这才引起失明，且随时有血管破裂导致脑溢血的危险。当即，医生就不许他下床了，而且立即安排手术。就这样，他在十五天内做了两个大手术，且都成功，真是捡回一命。老高告诉我，若真是血管破裂成脑溢血，他就算被抢救回来，也将是半身不遂的废人一个。大幸后，老高立即戒了烟和肉，食亦无盐。那两年，他婉拒一切外邀，暂停工作，专心养病，让身体渐渐恢复。去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和杨炼对谈「两种文化碰撞中的写作」，我在场，我看他反应敏捷，状态颇好。日前和他通电，我们长聊，他告诉我，精神和身体已大多恢复，和友人谈话超过十五分钟，血压也不再升高。还有最重要的，他此生一直想完成的大事──《高行健论戏剧》完稿，即将出版。
行健七秩，我从台北的蜗居，向他遥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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