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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读高行健先生受奖辞的随想

2012-09-28 13:5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映真 阅读

    现代主义

    凡稍许知道西洋文学的人,读高行健的作品和他的文学主张《文学的理由》,都很容易看到高行健明显地受到五○年代中期法国「新小说」(Nouveau Roman)和「荒谬剧场」运动的影响。

    被萨特说成「反小说」(Anti-roman)的法国「新小说」一派的主张,概括地说,要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反对作家在小说中表现社会关怀,不主张小说要有完整、合逻辑的情节与结构,反对小说家以全知的观点去刻划和分析人物的心理面貌。他们要表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荒废紊乱的生活和世界。他们的小说没有清晰的主题和意义。他们刻意破坏叙述的逻辑秩序。他们反对客观、精确的、对于客体世界的描写。「新小说」公开反对有意义、有道德或价值判断的主题。当然,他们也憎恶明确的政治或社会倾向。

    反小说强调描写和表现人的心灵的、心理的「内在世界」,因此不注重人物的外在的可辨认性。他们也不费心描写人物的职业、地点背景和形容。他们专心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的浑沌和片断,只描写人物在当下、即时的生存状态。

    然而,熟悉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人都知道,所谓「新小说」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二十世纪初叶「现代主义」诸派的文学艺术主张的综合。表现主义就反对描写客观世界的外部形貌,而主张表现晦涩的、心灵的、事物「内在的真实」。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的人物,也没有鲜明的个性与面目。未来主义也反对现实主义,主张表现人的潜意识。抽象、幻觉和想像是未来主义文艺的关键辞。超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上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张文艺创作不受任何美学、道德、利害的羁绊。

    只要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理解法国「新小说」的主张,就容易看透高行健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之所从来,就知道高行健的文学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年代中期的、西方的文学思想,似新实旧,若有独创的玄机,而实际上大部份是前人的老辞。

    因此,高行健说文学「从来」「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写作是为了个人「排遣」其「寂寞」,「为自己而写」;说「文学是人对自己的观注」。他说文学在作家抛弃「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的提问时,这写作才成为「必要」,而文学于是诞生。象征派的诗人马拉美就说「文学完全是个人的」,说「诗人只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孤独者」。事实上,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共同特色,是否定文学的社会性,强调文学的极度的个人性。

    各派别的现代主义都反对现实主义,反对作品有明确主题,反对故事性,反对情节与结构。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莫不如此。现代主义文学不强调人的社会和历史脉络,面貌模糊,不可辨识,而强调人的没有社会与历史逻辑的「当下」性和「现时性」。高行健也说「人活在当下」。他侧重「此时此刻」和当下现时的「自我」。高行健的文学上极端个人主义,是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保持一致的。

    反对文学表现现实中的生活与人,反对意义,反对叙事结构,也就是反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和感情的内容。而内容的消解,相对地造成形式的夸大化。因此形式和技巧上的「先锋」性,「实验性」成为现代主义文艺的共同特色。高行健的作品不惮于寻求语言、形式(小说和戏剧)的实验,强调文学不外寻找「新鲜的表述」,强调作家的工作是去「发现」和「开拓语言蕴藏的潜能」。

    现代主义各派不承认可知、可见、可感的客观现实,而极力主张表现主观的、心灵的、「内在的现实」。高行健反对「现实的摹写」,主张要触及「现实的底蕴」。他主张文学作品之故事性、人物和情节的重要性,远不如语言的艺术。高行健的文学思想,其实早在五○年代到一九七○年间风行于台湾,于今却很少留下重要的作品。

    深沈的怆痛与绝望

    但是出身于中国大陆的高行健的现代主义精神本质,与二十世纪前半以降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颇有不同。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的文化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被卷入快速、无情、紧张和高度商品化、物化的社会运转中,使人的精神和心灵受到深刻的创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他自己之间,人和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和矛盾。这个精神与心灵的危机,正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反射,使人们陷于彷徨、孤单、惊慌、恐惧、绝望和痛苦。人生失去了意义。生活中没有理想,生命失去了展望和希望。生存显得虚无而又荒谬。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下的现代人,对强大无情的生产体制产生强烈的忿懑、憎恶和无力感,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又对革命和改造也彻底失去了信心。现代人失去了一切的依恃、寄托与归宿。异化、疏离、虚无、绝望,至深而又无法疗愈的怆痛支配着现代人的灵魂。而各派别的现代主义文艺,正是这受创的现代人心灵的反映。

    因此,西方现代派杰出作家如卡夫卡、乔哀思、艾略特和福克纳,确实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深沈的怆痛与绝望,震人心弦。

    在高行健的精神与思想中,八○年代末期从发展中经济「逃亡」到高度发达的法国,无宁对于法国物质上的现代生活是钦羡、崇慕多于批判的。他移居法国的心情,毋宁是幸福感远多于异化的怆痛。他在受奖辞中说「感谢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为荣的国家,我取得自由创作的条件,拥有读者与观众」。这虽然是高行健为个人「自由创作的条件」的颂谢,但应该可以理解成高行健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人类心灵的戕害缺少或没有体会。高行健的现代主义中,基本上没有高度工业化下现代人深沈的苦痛与孤绝,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的人文质素。

    那么,高行健的现代主义的根源在那里呢?

    和台湾的现代主义根源不是在五○年代的台湾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而是根源于外来的文化意识形态一样,高行健的现代主义来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大陆文化界对于其前几十年极「左」思想和文化的反动,表现为八○年代初,大陆知识份子向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学创作方法张开了诧奇倾向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以朦胧诗为代表,对中国青年的文坛发生了影响。可以估计高行健也在这个时期透过法国文学接近了现代主义。这外铄的现代主义,缺少了西方现代主义中优秀作品的深沈的怆痛,无乃是极自然之事,但也不免失于既轻且薄。     意识形态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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