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感到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独裁、集体主义也深所憎厌。高行健对现代主义的选择，极大部份来自对大陆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尤其是十几年极「左」路线的反感而来。中国在极「左」年月中的经验与错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共同的经验教训，应该深刻、科学、深入地总结。但现实上，由于那一段极「左」路线的错误一直没有清算和总结，驯致使正确的左翼──代表进步的、正义的、民主主义的、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与极「左」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封建法西斯的、官僚主义的、绝对化的阶级论的路线与实践混淆不清，从而使真正进步、正义、民主和改造的思想和运动被涂黑，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对改造的甚至是腐朽的东西却反而被披上了前进、新颖的外衣。在今日大陆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等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逐渐成为霸权性论述。知识份子无不敏感地避免自己的思想与研究同马克思、同左派联系到一起。「左派」变成了骂人的脏话。在文学上，批判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被看成「保守」「过时」的创作方法。因此，高行健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尽管高行健不断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强调文学的非政治性和脱意识形态性，他的现代主义选择的根柢就不能不带有显明的政治性。他控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他反对「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这样的思想，占去了他的受奖辞的很大一部份。法国对他的受奖辞的反应恰恰是说其「政治性」很浓厚。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中重要的组织部份。作家依其在社会存在中的不同地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人与生活的态度──即反对、鞭挞、否定什么、又支持、赞扬、宣传和肯定什么，从而集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即表现了作者的意识形态。
因此，主张「文学仅仅是个人的声音」；「文学一旦成为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阶级或集团的代言，文学就失去其本性」；主张当「政治主宰了文学」文学就被置于死地；「文学只为排遣寂寞，只为自己而写」；说文学家强调作品的民族性是「可疑」的；文学超出国界、超出民族意识和意识形态；主张文学对大众「不负有任何义务」；反对革命、反对乌托邦……这一切，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鲜明昭着的意识形态，一种鲜明昭着的政治倾向。在文学问题上，高行健的受奖讲话，充满了这些具体的、赞否的主张，亦即充份地表现了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这与主张文学为被压迫人民代言；主张文学应该干涉生活；主张文学应该揭露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让人民知道这矛盾的本质；从而鼓舞改造的意志；主张文学应该给被侮辱的人以雪耻的勇气，给伤痛的人以安慰，给被压迫的人以反抗的力量，给幸福的人以同心的喜乐……一样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也是一种政治倾向。而且既便是在现代主义内部，毕加索曾以他前卫的技法表现了对于韩战中美军集体屠杀韩国良民的强烈抗议和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的同情与支援。诗人阿拉贡放弃了现代主义，参加了革命，回到现实主义。不少未来主义文艺家歌颂过法西斯和侵略战争。有些画家或作家先参加了革命，后来因失望而又退出革命。公开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布莱希特、萧洛霍夫、法捷也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鲁迅、茅盾和音乐家萧斯塔科夫斯基都留下西方所无法否定的伟大光辉的作品。因此，文学超出意识形态，文艺脱离政治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神话。
「逃亡」的不同姿势
其次也说一说作家的「逃亡」。高行健说，当政治主宰文学，作家便陷于死地。为了获得思想的自由，作家只能「沈默和逃亡」。而沈默又意味着「自杀」与「被封杀」。因此作家必须逃亡。逃亡是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家的命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卡缪在法国被法西斯占领的时代毅然参加由法共领导的地下抵抗（Resistance）没有逃亡；获得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也在二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战线，没有逃亡。身处反法西斯抵抗的严峻处境的极限，对两人的哲学与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和日帝侵凌下的极限中，如果中国作家全都逃亡以换取「思想的自由」，中国三十、四十年代的文学就要空白一片，台湾也没有赖和、杨逵等作家。马奎兹和聂鲁达都在军事法西斯压迫下被迫「逃亡」。但他们在逃亡中不断地战斗。逃亡没有使他们主张文学只是作家个人排遗寂寞的工具，是作家对自己的喃喃自语。
而高行健的反民族主义，他的某种「国际主义」，其实和他这个「逃亡」有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这突然使我想起另一种「逃亡」，另一种「流亡」。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历史，造成了几代被殖民地人「流寓」（Diaspora）于宗主国的状况。他们之中有一部份人受到完整的宗主国精英教育，在宗主国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这些人当中曾有人极力要按照宗主国的文化改造自己，却往往碰到无法超越的冷墙，无法为西方所接纳。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人又从西方前宗主国的文化论述中，经过一番反省，看见大量的对于自己本民族──「东方」──的复杂、根深柢固的歧视和成见。从「东方」因殖民主义历史过程而流寓漂泊于西方的东方知识份子，对这些歧视与成见、偏见的批判，成为萨伊德的《东方论》，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骨干思想，为寻求西方现代性而从殖民地母国向西方宗主国「逃亡」（流亡，流寓），经过一番反省和批判的思维，回头去抵抗和批判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主义的文化偏见，进一步批判当前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意识的辩证的复归。这又与高行健的「逃亡」、他的放弃民族主体认同，他的文学的「国际主义」之缺少深刻的批判与自省，就很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也断不主张作家在苛烈的政治下一定要去坐牢杀头。对于一些作家一定要「逃亡」，一定要变换原有的国籍，到外国去找「思想的自由」。我们也绝不以为大恶，我们只是不明白逃亡有理论将置古往今来伟大的抵抗的作家于何地。 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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