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白夜”对我帮助很大，在开“白夜”之前，心态比较封闭，从美国回来，也一直没找到真正比较合适的工作，始终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开了“白夜”之后，我觉得我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要面对社会，面对很多事情，开了“白夜”后是个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也是个不太自信的人，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开了“白夜”后这方面都有了改变。
经济观察报：听说你后来都怕提到“自白”二字了？
翟永明：是，1986年后我就被定位了，好像我这辈子只写了一首诗《女人》，只要一说我，就是这首诗，我有点怕，也有点烦，你看，《女人》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这么多年我的诗真的变化挺大的，中途我写了多少诗了，我早就“旁白”了，别人还在谈我的“自白”。我觉得一些诗评家，或试图代替诗评家的诗人，其实没有读多少我的诗，没有读到我别的诗，但又不断地对我下定义，那我就不太想谈了。
经济观察报：好像是伊沙说过，《静安庄》之后，翟永明的诗死了。
翟永明：是吗，那他可能就只读过《静安庄》。我其实并不太在意这种话，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觉得我的写作没死，那就行了。别人怎么评价我，对我的诗有什么看法跟我没关系。当然，如果对方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诗人，我会有一点介意。
我非常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写作，更不喜欢复制自已，我一直在试验，在推进自已的写作，这跟个人对诗的认识有关。当然，我的写作转变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改变，我发现以前喜欢我诗歌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我现在的诗歌，喜欢我现在诗歌的人呢，又会不太喜欢我以前的诗歌。我觉得这样很好，好像我的诗活了好几遍。好象我的诗有一个前世今生。
经济观察报：我特别喜欢那首《潜水艇的悲伤》，虽然我不能确定它的寓意到底是什么？
翟永明：写《潜水艇的悲伤》的时候，正好去大连参加一个活动，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废弃的潜水艇，作为一个意象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后面写诗的时候它一下子冒出来，我用它来表达我对写作的看法。
诗是1990年代写的，我的写作在转换，社会也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写作有点处于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私密、封闭的状态，我为什么用潜水艇这样一个意象，实际上在我内心就像潜水艇一样，下沉了，封闭了，与外界不交流了。有一段时间里，我写了诗，也不发表，往抽屉里一塞，真的成了抽屉文学。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不写了，是自己交流的欲望越来越淡了，这个时代大家关注的东西太不一样了。说到寓意，它寓意的正是我们今天写作的环境和心境。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比较喜欢叶芝？
翟永明：我喜欢的诗人是阶段性的，普拉斯是我1980年代初喜欢的，但很快就不太喜欢了，可能这是导致我后来写作有所改变的原因之一。我开始喜欢别的很多诗人。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是叶芝，到现在为止，任何时候我拿起叶芝的诗集，仍然像第一次看到时那样喜欢，任何时候读都可以读到不同的意蕴。现在我看其他一些曾喜欢过的诗人的诗，已不像当年那么喜欢了。
叶芝的诗不晦涩，也不简单，很有历史感，他的诗跟他的时代有很紧密的关系。同时又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所以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与他呼应。
经济观察报：跟时代有紧密关系，这也是你后来写诗的一个方向吗？
翟永明：我的写作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是比较关注时代变化的。但是与叶芝的不一样，叶芝的诗政治性很强，他一直关心爱尔兰的命运，当时爱尔兰处于政治上的一个动荡时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卷进去。所以我说他的诗跟他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跟他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很多东西你不可能真正去触碰，去揭示和表达。事实上，叶芝也没有像他终身爱恋的毛特岗一样，真正投身政治其中。他只是用诗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我很喜欢他的政治诗写的还是诗，而不是政论。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关注政治吗？
翟永明：我其实没有真正关注过，虽然我知道它与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关。真正关注政治就必须投身其中，这是我不愿作的事。我觉得政治是特别复杂也特别肮脏，特别功利的事情，我不太感兴趣。我很清楚，政治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是我永远了解不到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它的真相。但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政治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想我们了解的政治可能都是表面的，通过一些媒体呈现给我们的，它绝对不是真相。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如果说关心，我关心它到底要把我们控制到什么程度。
经济观察报：你说过，诗歌是你个人的宗教？
翟永明：对我自己来说，最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还是诗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个人是无法控制的，惟一能够自己控制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感觉到自已的存在。我有时非常虚无，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自己，使自己暂时不觉得是行尸走肉。诗歌正是起到了这样的类似宗教的作用。所以我说诗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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