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世襄先生忆旧：梁思成是我古建筑启蒙老师

　　听王世襄先生忆旧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襄辞世。这些天，一直在捧读王先生的几本著作。2007年5月25日，曾与友人一同拜访王先生。那天下午，春风和煦，斜阳照过芳草地，王先生精神尚好，九十余年的波澜人生境遇化作一个半小时的谈笑，令我辈颇多感慨。巧得很，那天正是王世襄先生93岁生日。

　　三位文博前辈

　　话题是从梁思成先生开始的。梁、王两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王先生的这位伯祖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任过镇江、苏州知府，是一位清官，曾谏阻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王世襄的长兄王世富和梁思成是清华学校的同学，同时留美。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娴是王先生的母亲金章女士的好友。此外，梁先生的外甥周同轼和王世襄不仅是燕京大学同学，还是同室好友。因此，1943年冬，已于两年前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王世襄南下求职，与梁思成在重庆相遇，彼此一见如故。南下谋生的王世襄，在首选志愿——到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一时尚无法实现，第二志愿——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遭到所长傅斯年的拒绝后，作为引荐人的梁思成对王世襄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果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就这样，王世襄在李庄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在营造学社期间，一方面他和同事一同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另一方面则认真阅读古代典籍《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这些内容对他日后从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此外，王世襄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校注工作。王先生回忆说:思成先生长我十几岁，论世交是平辈，论学古建筑是我的启蒙老师。

　　第二位是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在繁忙政务之余，朱桂老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在他的策划下，存放在热河行宫的清廷文物得以运回北京，并成立古物陈列所。这是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王世襄的大舅、著名画家金城当时即是桂老的属下，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筹备工作。此外，中国营造学社最开始是朱启钤自己出资创办的。1945年日军投降后，王世襄赴京任职，行前梁思成嘱咐他到京后即拜见朱启钤，汇报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情况。王先生回忆说，到京后，朱桂老多次召见他，常常是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去了。桂老提到了一本书——我国仅存的一部漆工专著，明黄成撰、杨明注的《髹饰录》。日后，王世襄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髹饰录解说》，了却了朱启钤先生的心愿。

　　第三位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和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是南洋公学时的同学，两人交情深厚。故宫文物南迁之前，马衡在北平期间，聘请王继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一职，每逢有外宾参观故宫时，王继曾都要被邀请前来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曾代译并拟复。王世襄回忆说:“我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马老伯，马衡先生也曾几次对我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1943年，王世襄南下求职，首先拜见的就是马衡。当时的王世襄立下了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只是在抗战期间，尚一时无法实现。谁曾想，人生际遇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两次人生转变

　　王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孩提时代的王世襄，受到多方面的教养，但顽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张扬。王世襄自己曾在文章中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王先生有一个哥哥叫王世容，聪明好学，颇受亲朋喜欢。而他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世容不幸10岁时病故，亲戚们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这样，母亲对王世襄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1939年春，母亲金章病逝，给王世襄很大的震撼。他深感玩了多年，很让父母伤心失望，绝不能继续放任自己。这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王世襄说:“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变。”因受家庭影响，他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上报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画论研究》。1941年6月，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一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园被日军占领，王世襄回到城内家中，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的撰写。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在梁思成、马衡二位先生的推荐下，王世襄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在“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的领导和朱启钤先生策划下，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为国家追回七批文物、古籍，分别是: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收购郭觯斋藏瓷；追查收回美军少尉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的瓷器；抢救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物品；从东京运回被日本掠夺的107箱古籍。有关详情，王先生写有《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的文章。

　　拜访时，王先生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在追索文物中得到“宋氏兄妹”帮助的情况。收购郭觯斋藏瓷时，郭的后人同意由公家收购，但经费没有着落。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王世襄接到朱启钤的电话，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要来访，让他赶快把办理杨宁史青铜器和郭觯斋藏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后来宋子文看到“节略”，表示马上办理。最终郭觯斋藏瓷由宋子文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存素堂丝绣原为朱桂老购藏，后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能卖给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价格售与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1946年5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担心丝绣被战火毁掉，忧心忡忡。一天傍晚，他打电话让王世襄速来家中，告诉他宋美龄经北平到东北，让他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和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呈文，极言这批丝绣的重要，请宋美龄帮忙转移到安全地点。王世襄照此办理，呈文送给桂老，桂老略作修改后，让王世襄重新誊抄了一遍。桂老设法转交宋美龄。后来，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这批丝绣被空运到京，存放进中央银行保险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