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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 | 落叶落影:怀念朱西甯先生

2021-05-27 09:12 来源:理想国LIVE 作者:虹影 阅读

2018年,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的长篇小说《旱魃》与短篇小说集《铁浆》由理想国出版,为他的作品在大陆首次面世。年末,《旱魃》入选新京报年度十大好书,是其中唯一一本华语文学创作。致敬辞中称《旱魃》为一部“悍厉而悲悯的小说,至今读来依然鲜明跃动、蓬勃生猛”。

暌违两年,我们推出朱西甯另外两部小说经典《破晓时分》《狼》。在这两部作品中,朱西甯关注的目光从北方乡野传奇延展至台湾本省市镇风情,写法上亦进行了丰富多样的现代主义实践,这在台湾也是非常先锋和深具探索性的。张大春曾说:“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对于大陆读者而言,朱西甯是迟到了五十年的台湾小说家。他的创作丰富而复杂,他的文学,连同他的人格气度、他的生命理想,标志着此后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今天分享一篇作家虹影回忆朱西甯的文章,在虹影的印象中,朱西甯先生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她“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随文一并分享一则视频,为朱西甯的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和女婿唐诺,谈父亲其人,谈父亲的文学世界。

落叶落影——怀念朱西甯先生

虹影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台湾图书馆讲堂,《中央日报》“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注意到上午十点二十分有朱西甯先生做讲评人。我第一次到台湾,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见一下心仪已久的朱先生,准时坐在下面。

虽见过照片,台上七位几乎都是七十上下的作家,要确认出谁是朱先生真不太容易。我尽力猜想,把心思随目光游,其中一位头发白得无一丝灰黑,面貌慈祥而平静,显得仙风道骨,我希望是他,希望。

散会了,簇拥这些老作家的人不断,我只好去餐厅吃盒饭。

通过信,未曾见面的痖弦先生在专心用饭,我没打扰他,择里桌坐下。这时那位头发全银的老先生进来,恰好就在我的桌边。我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朱先生,果然是!

1967年,于内湖一村家中留影

1967年,于内湖一村家中留影

他马上从随身包里取出四本书送给我,皆是朱家两辈人的。看来他早就准备好见到我,我也将事先备好的一本散文集送他。不必客套寒暄,像约好一样。

我喜欢地看着书和扉页上的签名,他叫我把书收好,免得人看见,孩童般笑着。

午餐后,一起去图书馆会议厅,台上在讨论中国戏剧,我们在台下轻声交谈。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他:戴着眼镜,却遮不住眼睛里的光彩。我从未见过谁有他那种光力,吸引着我,使我思想放松,心情欢欣。我觉得好像到台湾见到一位失散多年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亲炙教诲,慈爱关怀,今日突然重见,其乐何如。

朱先生年龄比我大三轮,同属虎。我想我们是有缘分,注定要见面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赵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白芝教授(Cyril Birch),有长篇专文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赵读完白芝文,再读朱先生小说,再回头读白文,越读越高兴。朱西甯小说重读《错斩崔宁》,却用的是现代小说方式——白芝称为“压低故事,抬高叙述”。错判冤案的旧主题,成为一篇全新的小说。白芝文结尾说: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任何文学作品所能承受最沉重的主题。

击节赞叹之余,赵把白文译出,附上朱先生原作,一九八七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恐怕是大陆见到有关朱西甯先生作品的最早评介。我和赵都觉得朱先生此作,比他脍炙人口的小说《铁浆》更出色。到英国后,我就读了伦敦东方学院能找到的朱先生的全部作品,以及天文天心的全部作品,而且由于他们,进而偏爱他们家的好友胡兰成,虽然胡的狂劲儿,我不太喜欢。

由此,九五年我读到朱先生评论我在《中央日报》得奖小说《六指》的文章《才华与功力兼美》后,我立即给这位一直爱戴的作家写信致谢。没想到,立即收到朱先生回信,飘逸的书法,行间是对晚辈的鼓励和鞭策。

这就是他,写过吞吃铁浆而争霸道的民族灵性,写过为生存而助恶的民族弱质,写过横扫中原的战乱腥风。我总认为他是个刚烈汉子,至少是见过太多流血和残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却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倾服的是他的安宁慈祥: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

整个下午,我们违规地在图书馆会议厅后排椅子低声交谈,源源不断,那么多话需要说。他始终怀念家乡,曾带一家子去山东探亲,而这刻他正在编一个山东籍台湾作家集子。给我看长长的名单,其中有管管、马森、王鼎钧、初安民等人。

工作量很大,费时还得费心。他眼光中有几分不安,或许有太多的对故土故人的念情,而在台湾已经太不“时髦”?

他从山东到南京,从南京又上溯长江,重新走旧时路,大江南北,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记忆。我告诉他“文革”时,我还只是小女孩,一场大火后,在废墟中拾到一个瓷猫,想出了《六指》的故事。

张爱玲亲笔信,1967.7.28

张爱玲亲笔信,1967.7.28

他到过重庆,即带一家子回山东那一次,那时我与他已有书信往来。他吃到闻名的重庆火锅。他喜欢山,任何地方的山,还有水,那种没有污染、带潮湿的气味。

他喜欢熏干花草,清清淡淡的。谈到前些时期生病,良性肿瘤误会癌症,为一场“虚惊”。他喜欢动物,连无家可归的狗也收养。我知道若有一天我没有了家,他也会收留我。我未见他吸烟,他说以前抽烟不少。

那个下午,不时有人走过我们身边,向他悄声致意——研究生,更多的是朋友。大地出版社负责人姚宜瑛女士送给他一本刚出的《张爱玲与赖雅》,他看到我翻得爱不释手,知我肯定也是张迷,定要给我,说他在台湾能弄到这书。

于是,话是自然转向张爱玲。张觉得自己名字俗气,而我名字也如言情小说家,更何况字不吉利。《毛诗注疏》中说:“虹乃阴阳之气不当交而交者,盖天地之淫气也。故朝西而莫东也。此刺淫奔之诗。况女子有行,又当远其父母兄弟。”

他笑着看看我,说他家乡也有种说法:“东虹风,西虹雨,北虹出来动刀兵,南虹出来卖儿女。”

1968年10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1968年10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反正见虹无好事,哪个方向都不行。

他安慰我:“你和赵在教堂结婚,上帝会保佑。赵在哪儿?”

我望望巨大的会场,岂能轻易寻这家伙,从来参加会,我俩各有朋友。虽在一起,吃饭也分开坐,已成好习惯。

他始终微笑,我们谈话的内容从个人生活延伸开,从二·二八跨入八十年代末,从台湾新办的杂志到大陆作家。

那天,我们连续谈了几乎六个小时,言犹未尽。和朱先生告别时,我突然想起A. D. 霍普的诗句:

纸老虎在正午咆哮……
丛林虎猛醒,并发出它真正的呐喊……
我的孩子,把恐惧丢在一边:
打开门,迈步走出!
真的老虎守在那儿,
它金色的眼睛为你指路。

为了和朱先生一家见面,我和赵放弃会议安排的台湾中部观景之旅。二天后,即六月四日,朱先生特意让他的老朋友、作家舒畅,来六福客栈接我们。街道如棋盘格子的台北,不容易弄错。但电话里朱先生坚持这个安排。舒畅先生来了,一头白发,可以与朱先生比美,会说地道的四川话,爽直脾气,火爆言语。

我们在朱先生一家经常去的酒楼先喝茶。在舒畅先生离开的一会儿,朱先生对我和赵说,四十五年前舒畅来台湾时,只身一人,匆忙中只得把妻子和襁褓里的儿子留在武汉,此后音信全无。等了三十多年,允许访问大陆时,他赶回大陆,寻找亲人。妻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已有十多年,儿子已过中年,有家有小,到台湾来住过,父子合不来,离台回去后几乎再无联系。等到的失望,比等待的希望更加残酷。舒畅这才发现,留在这世界上的本态,是单身一人。

1959年家庭合照,摄于凤山。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1959年家庭合照,摄于凤山。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我天生有个缺点:怕见生人,与人相处时间稍长就紧张。才间隔二日,从下午二点到晚上十点多饭余,我一直和朱先生在一起!先是天文来,后是天心、小盟盟和慕沙夫人来。从来没有说那么多话,许久没有那么打心眼里高兴。我很少真正能亲近一个人,对有的人是简单的喜欢,我心里清楚:对整个朱家不仅是深刻的喜欢,而是敬爱。

那一日别后,我们回伦敦,回大陆,彼此信件传真没断。我保留着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谓的‘一见如故’只是一种夸张渲染,你们伉俪与舍间的初晤,才是名实相符,真的是有缘。”

他这样的信,令我温暖,而心里最想的是,不久就会有一日再见。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湾的出版人、作家隐地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饥饿的女儿》获奖一事,在电话里与我商量去台湾的计划。说完,他却“顺便”告诉我:朱西甯先生患癌症,住了医院。

我特意去店里挑了张祈祷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亲重病已有些时辰,日日牵挂里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朱先生。我一心想早点有台湾再次行。

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册兰草小年历,说她父亲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复顺利,出院。又说她父亲在医院得知我的书与天心的《古都》一起获联合报九七年最佳书奖,非常欣悦。

这封信,使我松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误诊”!让朱先生知道他对我写作的一贯支持,并没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悦,还有些说不出来的安慰。

一九六七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返回妻子苗栗娘家,看望亲人

一九六七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返回妻子苗栗娘家,看望亲人

台湾再次行被搁浅,被其他事给隔开了。谢谢隐地先生,他说,有一张飞机票为我留着。

却不料三月下旬,隐地先生来传真,提及朱西甯先生已走。看着传真,我即刻呆了:整个台湾突然被削去一半,那个有位亲人长辈的一半;余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后再去台湾,台湾已不再是有亲人长辈的台湾;我也不会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没有家,朱先生会收留我。但朱先生现在不在了。

我就是这么来看待朱西甯先生。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我对台湾文坛完全不了解。想起那次临离开台北时,与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说起与朱家的见面与长谈,他十分惊讶,说他们是隐士,受人尊敬,却太孤傲,不轻易与人来往。

我想他们对我优容有加,只是对我的褒携。

现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对我——一个热爱文学的大陆人,两次在《中央日报》隐匿姓名小说评奖中力争,并写评论,使我这个在大陆从不受赏识的作家无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后,他写了那连载《中央日报》整整三日的长文《写自己?还是写自传?——看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可能那时癌细胞已找上他。在他生命的尽头,寄来三页剪报,错排处一一朱笔修改。

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如此长文,我读了之后,感动之余,可能反而觉得生分了。我给他写回信,写得很短,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但我总以为有机会再见到他,就像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那样,而一切可能的“隔”,会重新消失。

而现在讲,已太迟。在伦敦的日子,与一个人相处,清静,淡泊,生活也逐渐简单。我坐在桌前,写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里的话,事实上,那的确是朱先生在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他让我不要学“外在世界萎缩,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他对“新生代”的总结真是一语中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厕身任何一“代”。

他又说,“落叶自归落叶,落影自归落影,空里东飘,地上西移。”这几句禅语似的话,玄机极深。我想了一年,觉得是想通了。但禅语的理解,是不可言说的,只能放在心里。

重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我一直在读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阅读里返回,不再走了,不再离开我。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见到他,与他说话,告诉他那些无法对人说的话,失去他的心,不再发出痛喊。

朱先生在评论我的书时,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说,如果心灵不能相通,“就那么老是错身,以至穿身而过,休怨缘悭一面。倒是这憾相逢相绝相浑而不相识,尤难相知。”

每想起朱先生时,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们见了面,相识了。而在作品中,我们真正相知了。

白芝当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时,开场用了一首当代诗人默温(W. S. Merwin)的诗,题为《挽歌》,只有一行:

我拿给谁看呢?

朱先生不在了,我这点文字拿给谁看呢?这么点犹疑,使这篇小文耽搁了一年多。这点文字不是给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她们的悲痛终究要平复,而我这点文字只能使她们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历程上,朱先生曾经给我指点一段路,谁再会指点我?在前面,那个岔路口,会是他吗?

一九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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