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经过长途跋涉，王世襄将被日军劫夺的107箱善本图书运送回上海，郑振铎派谢辰生、孙家晋到码头迎接。所有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3月初，王世襄到一直心向往之的故宫博物院报到，担任古物馆科长。1948年6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院长马衡派王世襄赴美国、加拿大参观、学习。1949年8月中旬，回到故宫。这时，距离新中国开国大典不到两个月。
1952年，正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的王世襄和其他故宫人员，被急电召回。下火车不准回家，在故宫暂住一夜，次日晨全院人员分送东岳庙、白云观参加“三反”运动集中学习。因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身份和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重点清查的对象，理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并且还勒令他揭发院长马衡的问题。在东岳庙轮番“轰炸”四个月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王先生回忆说，在看守所他是38号，有一天听到喊“56号”，声音颇像同样被审查的朱家溍，此后几次听到应声，知道老友也到了看守所。出狱后两人见面，谈起遭遇，朱对王说:“你是38号。”
审查结果，没有贪污盗窃问题，释放回家。但谁曾想，却收到原单位公函，被开除公职，令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王世襄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后来吴孟超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音研所”两位所长不同意，王未表态，最终未成。但吴院长看重王世襄的才华，发给他三个聘书。后来，王世襄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到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王世襄的“故宫梦”就此打住。谈到这段不公正待遇，王先生说:“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个转变，故宫把我开除了，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
经历了“三反”和“反右”，王世襄坚定了“自珍”的道路，即“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一个归宿
芳嘉园小院是王家的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文革”当中，小院成为八家人居住的大杂院，只可惜了王先生所藏的明清家具。黄苗子夫人郁风曾写道:“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在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
唐山大地震后，小院中的居民搬到日坛公园搭帐篷居住，王世襄不愿离开他的这些宝贝，干脆躺进紫檀大柜睡觉，而且还不怕“屋破雨漏”。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堆放这些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此外，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面对如此境况，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和文物局反映，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送来几个灭火器，实质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只有考虑搬家了。恰巧此时，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几经辗转，香港的庄贵仑欲购买王世襄所藏明清家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纪念他的先人。王世襄明确表示，只要出资者购买所藏家具后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同意这个条件，收入《明式家具珍赏》中的家具他也一件不留，而且不讲价钱，只要对方所出资金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就行。最终各遂心愿。1993年，庄先生买下王世襄所藏79件明式家具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而王世襄也用庄先生所出——仅是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位于芳草地的新居。当然，最让王世襄感到欣慰的，是这搜集了40余年的79件心爱之物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
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说，若按当时与庄贵仑的约定，自己所藏四把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而他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明代精品摆在一起实在难得，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此外，《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并不算在捐赠数中，因这之前已把它送给杨乃济先生了。几年后，杨先生又将这件家具送还，王世襄又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这样，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俪松居主人旧藏家具就成了完整的80件。
另一个归宿
王先生夫人袁荃猷女士，自幼受传统文化滋养，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艺术，并得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悉心传授。1940年，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袁荃猷为准备毕业论文，打算编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为没有合适导师，教育系主任周学章介绍她去找王世襄指导。这是他们爱情的开始。王世襄到李庄营造学社后，两年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给留在北平的袁荃猷写信。1945年冬，两人喜结连理，并从此共同走过了琴瑟和鸣、相濡以沫的58年的婚姻生活，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和同喜共忧。
谈到夫人，王先生讲起两则笑话。干校期间，因有同志劝告袁荃猷“向组织坦白王世襄的问题”，而她始终认为丈夫抗战后清理追缴文物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工作满腔热忱却遭遇不公，长时间的焦虑患了精神分裂症，病倒在团泊洼干校。1972年，几经周折，在咸宁干校的王世襄才被批准可以前往探亲。不料，就在他到达团泊洼的第二天上午，军宣队团部发来三封加急电报，令他“速返”！他只好立即返回咸宁。事后三个月，他才弄清楚原委。原来，军宣队从报纸上看到黑格访华，因怕王世襄与这位美国高官联系，故急电将他召回干校。王世襄先生笑着说:“军宣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