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剧《卡利古拉》是加缪戏剧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虽然带有很强的思辩性，但对人类存在这个课题的触及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更有强度。加缪让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体现了面对生存荒诞与世界荒诞的清醒认识与彻悟意识，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为此，就有必要促使世人对所有这一切，先要认清与看透。这个剧本写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出版于40年代上半期，无疑是针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的破坏与德国法西斯的暴虐横行，带有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倾向。
他，把人类奋斗概括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
在加缪整个文学创作中，作为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的，是他著名的论著《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对和谐、对永恒的向往与渴求跟自然生存的有限性、跟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人类的奋斗跟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因此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是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奋斗抗争的人生态度，概括浓缩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众神，被判处承当推石上山的苦役，巨石由于本身的惯性总要滚下山来，于是，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然而，西西弗却不断推石上山，周而复始，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把希腊神话故事加以藉用，以它构成了他的名著《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的一章，作为整个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作为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不畏艰难的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所有这些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我们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20世纪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也许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在品位上可以与之媲美。
他，深化了面对荒诞的反抗
在《西西弗神话》之后，加缪又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正义者》，把人类存在这一个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更为完整深刻、更为充分酣畅、更为鲜活生动，以至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马尔罗与萨特之势。
真正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与小说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行。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的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鼠疫作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篇章，则是上世纪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鼠疫》一书是人类20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历史斗争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史诗，在这部小说里，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往任何一部作品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有力度。
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稍后的剧作《正义者》又有了延伸与发展。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确定性，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与残杀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暴力反抗，推翻专制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非暴力反抗的故事，而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将革命行动与人道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距离。
在反抗的主题上，加缪继《鼠疫》与《正义者》之后，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既然存在着荒诞，就应该有面对荒诞的反抗，加缪在《反抗者》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一定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人、理想的人。
今天，在加缪逝世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以《加缪全集》中译本的出版，对这位伟大作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也是一次最好的纪念。这件事，正像不少同类文化事件一样，多少也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多么强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GDP大幅提升、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国有企业纷纷在海外进行并购与开拓的过程中，文化领域中却出现了功利主义张扬、精神倾滑、人文弱化的迹象，文化积累性图书市场的萎缩，“看图识字”倾向的出现，恶搞文化、媚俗文化的流行，等等……以致我们经常不知道有价值的严肃文化是否会碰到什么尴尬与意外。在此氛围中，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巨大的人文文化积累的热情，推出这位伟大人道主义作家全集的中译本，而且在50周年的时间点上踩得这么准，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柳鸣九(《加缪全集》主编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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