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有了愤怒就要喊

崔健：有了愤怒就要喊
封面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在人们的视线中，崔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愤怒”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是时代文化的领导者，也是愤青们的偶像。这次出来接受采访，是为了宣传12月24日即将在北展剧场举办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V21”的个唱，和二十年前那场让不少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个唱同名，只是加了“V21”，代表他把相同的情绪带入了21世纪。

　我面前的崔健，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在“提意见”，他对摇滚乐与社会环境的问题有着从未间断的思考，而且一直把自己放在“呼吁者”的位置。

　从“真唱”到“真我” MV就是假的东西

　新京报：这两年你的“真唱运动”好像没太大动静了？

　崔健：因为国家立法了。我最近参加了很多综合性演出，仍然发现有假唱现象，很多人还在继续为假唱辩护，我们到了一定时候还会去宣扬假唱对音乐市场的破坏性危害性。我刚做了一个MTV的活动，叫“真我”，实际上我们的创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MTV制作人。我现在觉得MV就是假的东西，更多的是表演，是舞蹈艺术和导演艺术，越来越像一个广告，音乐家现场的东西根本没有，我甚至觉得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相反的作用，让人误以为音乐应该是那样。

　新京报：你觉得是假唱对音乐的危害大，还是网络下载取代唱片的危害大？

　崔健：我觉得这得两说，一个是粮的问题，一个是水的问题。假唱是人们演唱的机会受到冲击，而网络下载音乐是音乐家得不到版税。现在音乐家实际上面临着断粮断水的危险，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假唱，音乐家就是死。音乐工业也越来越变成明星的包装工业、艺人经纪人的专业，大家都知道怎样去卖偶像，这方面的人才越来越会忽视音乐家是否真正有才，这些都是共同的危害。

　当下北京摇滚会不会变成“音乐殖民地”？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北京现在的摇滚乐界？能和你当时那个时代相比吗？

　崔健：北京真正有持续性活跃演出的场地就是MAO和愚公移山。这两个地方的观众很活跃，但我觉得依然值得思考：它们是越来越平民化，还是在让西方人来消费，变成一个新的音乐殖民地？我担心的就是北京会变成20年前的香港，一到周末就只有那几个地方有“国际化的消费氛围”，而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音乐艺术家都在强有力地消费卡拉OK，没有人去支持现场音乐。香港曾有个杂志《音乐殖民地》，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特别有自嘲意识、特别有吸取好音乐的意识，同时又担心本土音乐文化消失和本土音乐文化的生存状况，让人有很多的反思，但是它死了，我不希望大陆将来也会变成这样，大家应该去考虑。

　新京报：现在许多年轻人用英文创作歌词，这现象是“音乐殖民地”的一部分吗？

　崔健：这是过程，不重要。我发现很多乐队用英文唱得非常好，这是风格的选择，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中国公民还是世界公民，都是个人权利。用英文演唱时，他可能想提高对自己和世界的关联。我自己是比较偏爱用狭义的民族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身份。这是每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