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我不仅喜欢英国诗歌，同样也喜欢法国、意大利、德国诗歌。再没有比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学概念范围的诗歌了。可以说，他们比法国本土的读者读更多的法国诗歌；比英国读者了解并熟知更多的菲列普·拉金，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批人，这一特殊的年代，不仅当时代的整个地球上没有，纵向到整个中国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代，可以称之为文学的、或外国文学的一代。因为有整整一百多年的国外文学。在1980—1990年的短短十年里，被介绍进来了，成了汉语中一大片蔚为壮观的“热带雨林”，而我，并不例外，也是这丛林居民的一员。你如果和我年龄相仿，爱好阅读，你八成也会喜欢并熟知很多的英国诗歌、法国诗歌；也会了解更多的雨果、蒙塔莱、夸西莫多、特拉克尔、米斯特拉尔或阿赫玛托娃……。这些，对我们而言，是家常便饭。不光诗人们如此，小说家如卡夫卡，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都是这样子。有一段时间，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国度，那个国家里有一个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大家都在谈论卡夫卡，几乎人人争抢一个叫做“萨特”的人的晦涩难懂的书，奇迹到达这样的强度，超过任何科学仪器所可能测量、规准好的地震强度。我说的是1987年的中国，1991年的中国……人人都谈艾略特。我经过了那个年代。我已经很难甄别出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名字。至于“唐诗宋词元曲”？那是学者们的事情。在童年被遗忘和被丢失了很久之后，童年又回来了，回到我们斑驳杂乱的记忆里。世界文学，成了常识和基础。相反，我们自己的文学，则成了可有可无的片断。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这很必要。
我回答了你的提问了吗？好像没有。没关系，你说了：诗是不可译的，一代人的成长，往往，也不可言说，总之，我一点也不特殊。关键在于今天、现在、此刻——世界的也好，本国的也罢——重点在于文学的本身。
阚：据说，你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爱的罗曼史》，那是怎样的一部作品？我以为小说讲故事，诗歌是抒情，小说是开放的、对话的，诗歌是自足的、私语的。两种是很不同的写作吧？
庞：两种确实很不同。两种我都没写好，没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境界。由于《爱的罗曼史》的相对平庸和失败，我在很长时间，好几年里不再敢写小说。我把写小说看得太过于神圣。小说的开放性、对话性，如你所言，确实很难达到较为经典的表述。而多年来，我对阅读的好恶不知不觉培养出了对经典的敏感。我不是一名成功的诗人，也更加地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小说家。我也并不时常“言之有物”。一定程度上，只是三两本还不错的——指的是反响，文学性——书的作者。我从未公开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惟一的一本正在印刷发行中的还是台湾版的，台湾诗人黄粱，同时又是很有心的一个出版人。我的诗集中的一本在他手上，题目叫做：《四分之三雨水》。应该说，对自己的作品，我心知肚明。而我自我的一部分仍趴在县图书馆阅览室的下斜式书桌上，仍在满怀狂喜并虔诚地抄录《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书籍、诗歌、文学，皆为那封外部世界神秘的来信。有一天，我内心的信箱突然开了，启封了，一封信掉落在地，我们命运的全部空白和写满了字句的部分全在那小小的信封里，全在小小的信邮过程里，缓缓地，被一双注满童稚的古老的黑眼睛打开、展读。而信的内容，信中的“言之无物”或“不知所云”，仿佛或者说酷肖一场大雨过后留存在我们个人世界玻璃窗上的那些晶莹雨滴，那已经不是雨，而是命定的晶莹。生命，因此，是“慌乱中……突然尝到亲吻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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