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祸福相倚《沙家浜》
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戏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部门领导不无神秘地郑重关照：“这是江青同志交来的，要抓紧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
接到沪剧本子《芦荡火种》，剧团首先成立了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汪曾祺、杨毓珉是专职编剧。
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再创作所下的工夫不够，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见演员时，她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此戏原准备1964年春节上演，而且已经在报纸上登了广告，但江青事后让她的警卫秘书打来电话，说还要改，改好了再演。
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京剧本作者们，反复讨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下工夫，如阿庆嫂，既写好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干练、泼辣、精明，又写好她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警、聪明、多思；既着力写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又用心写她对人民群众的真情。
在对剧中人物塑造下工夫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防止松散、拖沓。如今，这出戏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场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
京剧唱词贵浅显，汪曾祺觉得浅显本不难，难的是于浅显之中见才华。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作用了。比如，《智斗》那场戏，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胸中怒火万丈，脸上却不露声色，她唱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授计》中阿庆嫂有一句词“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京剧中一般很少有这种抒情式的唱词，后面连唱三个“怎么办”，将阿庆嫂对新四军伤病员的关切之情层层递进，也是他的创造。《智斗》中的一段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也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汪曾祺却用五言，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这段唱词的核心是“人一走，茶就凉”，汪曾祺说，没有这一句，前面的唱词全是数字堆砌，是废话，等于零。“人一走，茶就凉”，完全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如今，这句话广为流传。汪曾祺就曾经听周总理在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呀。2毛泽东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
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京剧《芦荡火种》参加了1964年夏天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汪曾祺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对《芦荡火种》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剧中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二是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毛泽东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成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汪曾祺曾写过专文《关于〈沙家浜〉》，具体介绍江青关于《沙家浜》的有关“指示”———
从剧本方面来说，她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照原剧本那样，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魁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挂”起来了。
有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沙奶奶的儿子原来叫七龙，她说生七个孩子，太多了！这好办，让沙奶奶少生三个，七龙变成四龙。
“风声紧”唱段前原来有一段念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满天阴云，郁结不散。把一个水国江南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久只怕还有更大的风雨呀。亲人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啦。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出险哪！”这段念白，韵律感较强，是为了便于叫板起唱。江青认为这是“太文的词儿”，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面打牌……”这是大白话，真是一点也不“文”了。
江青欣赏这个戏中许多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示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观看彩排时她问陪她看戏的肖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肖甲据实相告，江青才知道有个汪曾祺。3汪曾祺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为这几句话，汪曾祺在“四人帮”垮台后，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文化大革命”来了，汪曾祺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给他贴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的四个人无一幸免。批斗、罚跪、在头发当中推一剪子开出一条“马路”，在剧院内游街，挨几下打。后来“造反派”把他们关在一个小楼上，关起院门，与世隔绝。每天除了学“语录”，做两件事，一是劈柴，二是抬煤。
所感庆幸的是，家里几个孩子没人流露嫌弃爸爸之意，丝毫没有。作为汪曾祺的夫人、同时又作为孩子们妈妈的施松卿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她心疼汪曾祺，常常买酒买肉给他吃；另一方面，她又怕孩子们跟不上形势，最后跟着家里吃苦头。有一天，她狠狠心与孩子们谈起汪曾祺的问题，要孩子们站稳“革命立场”，与爸爸“划清界限”。说来说去，实在说不出汪曾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儿子汪朗忍不住问妈妈：“如果真有问题，你为什么不和他划清界限？为什么还给他买酒喝？”妈妈无法回答，却搂过儿子亲了又亲……
1967年4月20日上午(汪曾祺对这一天记得特别清楚，他不可能忘掉这一天！)，他正把煤堆倒来倒去，一位身着四个兜绿军装的军代表跑过来，说：“李英儒同志找你。”李英儒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络员。汪曾祺到了办公室，李英儒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
除了承认错误，汪曾祺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为这几句话，汪曾祺在“四人帮”垮台后，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表了态，汪曾祺“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
李英儒说：“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哦！哦！汪曾祺不仅听清楚了，也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看看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他提出：“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李英儒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江青在戏快开演时才来到剧场，看戏过程中，江青也没有问及汪曾祺“解放”的事，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做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幕间休息时，江青对汪曾祺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的戏好！”4江青欣赏他的才能，但也只是看重他那枝笔。她多次
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因为是江青直接关注，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京剧《沙家浜》要改编成“样板戏”，他成了“样板团”的“战士”。
《沙家浜》的定稿时间是5月15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定稿仪式是这样的：会场里面对面放两排桌子。上面一排坐的是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后面是她的“样板团”的一群“文艺战士”；对面一溜长桌，坐着剧团的演员和汪曾祺。每人面前放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等演员轮流朗诵。读到一个段落，江青说：“这里要改一下。”汪曾祺当时就得改出来。这简直是“庭对”。她听了说：“可以。”这就算“应对称旨”，演员再接着往下念。在念到第二场《转移》郭建光出场时，姚文元讨好地提出：“江青同志花了很多的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没讲话，眼睛却瞟着汪曾祺，微微点头表示同意。汪曾祺脱口而出：“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以后按江青指示，改为“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江青听了很高兴，当场表示赞赏。
三天后，由江青决定，发生了全国文坛为之瞩目，而对汪曾祺本人来说，则是让他当时风光无限却也让他此后倒霉多时的大事。
5月19日晚10点30分，江青的秘书通知汪曾祺准备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汪曾祺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文章草稿，他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军代表睁大了眼睛：“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吗？”
1970年5月21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拥护毛泽东当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新华社发往国内外的电讯稿上，在长长一大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在这次上天安门的“革命文艺战士”中，只有汪曾祺不是演员而是文化人。文化人一向是被批判的对象，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汪曾祺是第一人。他的朋友们由此善意地推测：莫不是上面有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政策、新动向？而一般人，则自然地将汪曾祺上天安门看做他投靠江青的最好说明。
江青欣赏他，特别在“文革”中，是江青下令“解放”他，使他免受许多不堪忍受的折磨，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他不能不对江青心存感激之情。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时，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祝贺。但如果因此而断言汪曾祺投靠江青，也不符合事实。他看不惯江青平时的霸道，看不惯她开口闭口自称“老子”的流氓作风，特别是看不惯她以“国母”身份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恶劣品质，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汪曾祺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
旁观者清，《沙家浜》的导演、北京京剧团负责人肖甲于事隔30多年后依然认为：“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上天安门，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写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江青在她第一次发现汪曾祺的写作才气后，马上就调来汪曾祺的档案审看，很快就明确指示：“此人控制使用。”而汪曾祺自己对这一切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摘自《汪曾祺的春夏秋冬》，陆建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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