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著
多年前，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是“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轻快的歌声还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二十年转瞬即逝，祖国的确换了新颜，“八十年代新一辈”也成了“八十年代老一辈”，他们在一本名叫《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中重逢了。
北岛、甘阳、李陀、崔健、阿城、陈丹青、栗宪庭、刘索拉……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那个年代的“风云”指的是文化、思想，而不是经济、利益，那的确是个一去不返的特殊年代。不过，无论受访者还是采访者，都没有停留在对好时光的怀恋、赞美上，他们期待给予八十年代更为理性的回顾和评价。
八十年代，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你，属于我，甚至属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因为，关于今天和未来的一切，都离不开八十年代，更离不开那被我们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十年、其实彼此密切相关的、连续的历史。
查建英：作家，北京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
5月，《八十年代访谈录》新书面世。29万字，450余页，厚厚的一本。
有些字眼好像天生就有让人心动的力量，比如“八十年代”。两年前有过一本书叫《记忆碎片》，至今记得它书封上那句嚣张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还有里面深情的歌咏：
“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的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着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里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白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大家的眼中只有海子，可有谁注意到他旅途中的路人，冬天里的柴禾，四季中的粮食？是他们，不懂诗却懂得尊敬诗的人们，给了他所需的养分、绽放的信心，才让诗人成为诗人。
“那是一个好年景。”这本书至今仍频频被人提起。
两年后，《八十年代访谈录》甫一推出，便连续三周位列三联书店“三联版图书销售排行榜”首席。在“万圣书店”上架以来，也日日居于销售排行榜首位。它也是被网友推选的“下周最有深度的书”：“这本书不是草草翻阅就可以过去的，一定要静下心来阅读，因为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声音。”
《八十年代访谈录》的确说不上好读，但是它的分量怕是任谁也不能小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和文学艺术热潮，在十多年后的现在，也该有一个大型的总结回顾和深情回忆了。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考察需要上升一个层面，做到反思，乃至批判。”“最近的文化热点！一定的！”网上有人预言。
5月17日下午采访查建英，在她位于芳草地的寓所。她不像她的年龄，长身玉立，笑容清凉，很好的声音。
★北岛：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那是一种悲剧，很多人都被这悲剧之光所照亮。（P076）
如果你问其中的每个人，我相信都会告诉你那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P077）
★李陀：八九年以后，我不得不对八十年代那种“文人式”的议事，那种大而化之的所谓“书生意气”有所警惕——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好对现实问题进行过度“审美化”处理。（P359）
★陈平原：单就思想界来说，九十年代确实比八十年代深刻，但八十年代的真诚，现在很难找到。八十年代的学术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有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所以，我们的思考，其实比较肤浅。但是学者间交流很多，没有那么多功利计算。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懂得了福柯，动不动就往权力、往阴谋、往宰制方面靠，每个人都火眼金睛，看穿你冠冕堂皇之的发言背后，肯定蕴藏着见不得人的心思。不看事情对错，先问动机如何，很深刻，但也很无聊。走入了另外一种歧途，而且，还自我欣赏。（P132）
在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还能影响社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具体进程。所以，中国的八十年代，其实很值得怀念。那个时候，社会规范尚未真正确立，学者们一只脚留在课堂，一只脚踏进社会，将学理探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说话有人听，而且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跟你的努力有关，这是很幸福的事情。（P138）
■可能是到了现在，大家一听“八十年代”这个话题都觉得有话要说
记者：从网上看到，《新京报》文化新闻部主编说，他们要做一个“八十年代”特刊，“八十年代当时风华正茂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年轻时候所做的很多探索无形中改变了现在的文化生态”。他提到，他们这个特刊的缘起，就是您的书，用他的话：“这本书其实是潜在的由头，一个潜在的文化背景。”
查建英：我中午刚刚见过上海来的一个朋友，华东师大的许纪霖，一直在做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他自己应该也算一个“八十年代”人吧，他也在说：“很有意思，最近好像刮起了一股‘八十年代’风，‘八十年代’成了一个话题了。”5月份，洪晃、娜斯她们的杂志《乐》做了一个封面故事，找的是一些比我书里这些人年轻一点的人，比方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现在三四十岁的这批人，从他们的角度去谈“八十年代”。比方那时候的留学生，老外，他们那时候还用着外汇券，是很特别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的校园文化，去看些什么电影，怎么样去淘书什么的。听说还有一个针对比《乐》更年轻的读者群的杂志也做了一个“八十年代”专号，好像也是5月份推出，他们是从纯粹消费的角度，把“八十年代”的消费和现在的消费，做一个对比。
记者：您觉得您这书算是生逢其时、赶上了，还是您引领了这个潮流？
查建英：我不知道，我很难说。我并不是蓄谋已久，没有说在当时计划的时候就很明确要由这个来引发一场什么。我只是很凑巧的原因就做起来了，然后因为自己潜在的有一个“八十年代”情结，对这件事情我不愿意轻意对待，就做得很郑重。从最开始谈这个想法，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实际上当中已经有一段，尤其跟陈丹青那篇访谈在去年十一月号《万象》上发表了以后，网上有很多转帖、评论。后来就有人告诉我：“现在这话题又成热门了。”好像凤凰卫视也做了，还找了我这书里边的一些人，找了陈丹青，好像还有栗宪廷，去谈八十年代。
我觉得可能是有某种不谋而合，或者是到这个时候了，大家一听这个话题都觉得，“哎，想谈，有话要说”。可能是过了将近20年往回看，确实“八十年代”它那个特质有点儿显出来了，特别是和“九十年代”对照来看，挺不一样的。具体是什么，很难用几句话来归纳，但是大家心里边都有这样一种感觉。
北大的刘东，现在是北大比较文学系的名教授，当年他是跨了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和金观涛“走向未来”两个编委会的人物。听说我做这个《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看了看我选的这些人，他就跟我说：“你这远远不够。如果我来做的话……”而且他真有想法，“我希望做一套八十年代丛书”，他说他在找出版社，而且关于找些什么人都有想法：比如其中一本由黄子平来牵头做，从文学角度回顾“八十年代”；然后哲学的、社科的，找谁谁谁。他就会有这么一个系列想法。他可能会做得更学术，因为他本身是学界的人。
这么说来，我的书就是抛砖引玉了。我先来做这么一个不完全的、局部的，然后你们可以做上海的、广州的八十年代，或者个体户的八十年代，或者，新闻界当时发生很多事情，也可以做一个媒体的八十年代，等等。我是一个有限的开始。
■八十年代人在文化上饥不择食，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筐子里，上面贴一个标签——“西方思想”
记者：您对“八十年代人”怎么定义？
查建英：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比较活跃的一批人。当时他们已经不是学生，已经在工作、在做事情——在出版作品、拍电影，做美术展览等等。
因为“八十年代”的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是积蓄了很久。“文革”一代，上山下乡也好，去工厂也好，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在那儿积累。因为“文革”那十年的公共生活里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刊物、一种态度，但社会上流传手抄本小说，人们私下有各种交流、探讨，等等。到了八十年代，公共生活突然松动了，“思想解放”来了，于是暗的变成明的了。用阿城的一句话就是：“八十年代实际上是一个表现期。”上场表演的人什么年龄段的都有，从我这个书里边看，年龄最大的是李陀。
记者：1939年生的。
查建英：对。然后崔健好像是1962年生的。“八十年代人”这概念就不像今天你说“八零后”，年龄都是很近的，都是八十年代出生的。而我这个意义上的“八十年代人”，其实包括了老知青，甚至像李陀这种，比老知青还要更老一些，一直到崔健这种六十年代前半截出生的，在八十年代那时候20多岁。
这一批人，之前都没有什么公开表现的机会和舞台，在“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而且互通声气，所以他们很容易形成一个共同的“场”、一种群体意识。别人也容易把他们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的群体来看。
记者：一个人才辈出的局面，而且大家声势都很强。
查建英：是长期的饥渴、压抑之后爆发式的表现，特别炽热。而且因为是从一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断层中出来的，不会像今天在巨大信息量面前人反而容易有那种犹豫：“我能说出什么独特的东西来吗？我能有什么新鲜的话可说吗？”那时候的人有一种天真，没有这种意识，觉得所有说的都是新的，跟以前不一样。
而且对任何一点从外边进来的东西都表现出一种渴求，西洋音乐、电影、画册、翻译进来的书，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社科的。八十年代其实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文化启蒙浪潮。像甘阳他们翻译的那些，当时都成大畅销书了。很多人，不管是做什么的，都去抓这些书来看。
记者：我的同龄人张立宪在《记忆碎片》这本书里就记了这么一笔，说当时《存在与虚无》都位列“人民喜欢”的“大俗书”之列，“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书。”
查建英：对。这个东西他拿回去以后看不看、看不看得懂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必须得有这个东西，那是一个标记——你是不是一个有素质、有追求、有文化的人，就看你是不是会买这种书或者拥有这种书。
记者：这真是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出现的图景，全民以读萨特、尼采为时尚。
查建英：而且绝对地虔诚，都是很严肃的、要学习经典的那种心情。而不是像现在，有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游戏态度，看什么都满不在乎，生怕累着自己，走到极端就是虚无、厌倦的感觉：“这种东西能分出什么高低来吗？都是消费品吧。”没有，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大家因为封闭了很久，觉得自己太落后了、需要补课，都是用一种恶补的态度在学习，充满激情和感谢。那些书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符号了，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以前几十年贫乏瘠瘦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憧憬、好奇、想要了解、想要认同的一种东西。至于它里边那些很细的，比如萨特谈的存在主义是不是来源于西方哲学传统里的人道主义啦，尼采又在谈什么，海德格尔在谈什么，他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他也许只是像一个饥不择食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筐子里边，这个筐子上贴一个标签——“西方思想”。而西方思想和作品在当时就代表着反叛、个性、自由、解放等等所有这些好词。深刻当时也是一个好词，绝对不打引号的。
■我们不能等着一个关于八十年代的统一版本，自己就应该给自己的生活一个说法
记者：您对甘阳的那篇访谈里我有一个地方印象很深，他提到他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1985年出版，“立即就是全国头号畅销书，一年内就印24万本，而且评上什么上海图书奖。当时印量都大，但是我那本呢，哲学书里面最大。主要观点么，不相干的，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人论》！你想吧，‘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就在谈人嘛，人道主义嘛，所以这个完全是阴差阳错的。”
您书里这些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对历史的一个补白。很多当年事，在后来人眼里，会慢慢地变得像一个传说。而您通过跟这些当事人这种深入的访谈，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更接近和了解历史。
查建英：其实是把它还原。至少是在尽可能的程度上，我希望有一个对历史记忆的还原。虽然说失真永远会存在，因为每个人的回忆都是有主观色彩的，都是经过个人选择的。但我们这里的问题是，有些问题是你不能选择的，或者长期它是一个残缺的状态。那么这个东西引起的问题我觉得就会很严重。一方面可能像你说的，有些东西就变成传奇了，没有真实的记录，那就只能是带有想象色彩的、夸张的、或者变形的传奇。另外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空白了。因为没有人说，那么它就不存在了。对于后边没有经过的人来说，它等于是一个空白。
虽然“八十年代”也就过去十几、二十年的，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20岁上下的小孩儿，我觉得他们不知道。甚至前些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做房地产的，她是六几年出生的，她问：“这个甘阳是谁啊？”后来我说，“他就是出萨特尼采那批书的人。”她说，“喔，就是他们，我知道了。”她马上就知道了。实际上当时甘阳在社科界这一圈，不论是当时高校的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这些社科界的人里，基本上大名鼎鼎，谁都知道，跟一个小教主似的那种感觉。上海的朋友孙甘露告诉我：现在好多高中生连王朔都不知道了。那比如甘阳、李陀、栗宪庭是谁就更不知道了。从这些小事你可以看出历史记忆的流失发生得多么快。隔了这么多年以后，有些东西已经确实是只有在场的人才熟悉了。
所以这补白的工作我觉得是需要做的，哪怕你不能全补上。即便从一个完美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圆满的补充。但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讲，还是尽力而为，做一点儿总比不做好。
记者：您这本书乍一看好像比较散，11个人各说各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分，他们在一起，就还原了那个时代的至少是一部分风貌。
查建英：对，等于他们都把历史从很个人的角度给描画了一下。如果这种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其实它就构成当时的历史画面了。你不能说我们最后要等着一个统一版本，就像当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大家都去学那个教科书。我觉得中国人太习惯等着一个说法，等着别人给你的关于你生活的说法。为什么要别人给你呢？嘴长在你自己身上，脑子是你自己的，自己就应该给你自己的生活一个说法呀。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每个人可以对他自己“八十年代”那段生活有一个说法，他也可以说现在，从八十年代人的价值角度来看现在，也有他个人的说法。我希望九十年代的人应该对九十年代、对自己，也有这么一个相对真实的说法。你不要老去讲“我们跟你们怎么怎么不一样”，就请你也对自己、对现在这个时代来做做反省和批判。并且你也不要就是娱乐八卦调侃一切，你也来碰碰自己那些软处，碰碰这个社会的真问题。
■这书里好多人骂起“八十年代”或讲起“八十年代”问题都挺狠的，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记者：您这本书里现在最出名的可能就是陈丹青那段话了：“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查建英：对，这变成一个名言了。每人都跟我引这个。
做这本书我最开始的一个担心是，我怕都找了一些八十年代的老朋友，在所谓的文化场域里边活跃的人，那大家是不是最后讲出来都差不多？后来发现，没有。你会看到，大家对那个年代的某些特质还是有共识的，比如说：那个时候人的热情、激情，那种天真的理想和真诚。但是对那种热情、那种气氛怎么评价每个人就不太一样了。像田壮壮说自己当时的电影“是使挺大的劲放了一个小屁”，可是你看他整篇都有一种珍惜和沉痛的调子，很有感情的。像陈丹青就会说“以为蹦迪啊”。我觉得他说得非常生动、很形象，但是要我个人说，我觉得有点尖刻了，客观但缺乏体温，或者说，属于那种走脑子多于走心的聪明话吧。
我觉得，这一方面与丹青本人极为犀利、锋利的言辞风格有关，另外也因为他“八十年代”大多数时间不在场。他很早去了美国，对“八十年代”其实是隔岸观火，从一个更开阔的环境、更广阔的视野看“八十年代”的事情，判断当然不同。
记者：可这恰恰是您选择他的重要理由之一吧？
查建英：对。我觉得距离会带来不同的视角。其实事过将近二十年，书中一半人都有了久居海外的经历，时间、地理上的距离都足够了，大家的“段数”都高了，都有自省、反省能力。这本书如果会有一些影响的话，我希望它带起的不是一种有点儿简单的、浪漫化的，或者是有点儿发酸的那种怀旧风。对那段历史，我希望它能带出来或引起的是，对于历史或者我们曾经经过的一段生活，一种比较直面、比较真实的回顾，或者一种反省。如果带起来的就是大家去谈谈“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或者“你瞧我们那时候那些事现在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性，也没有太多的批判性。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敢于批判，包括这书里边好多人骂起“八十年代”或讲起“八十年代”问题都挺狠的，他不是光是说那时候的好，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就是敢于批判，敢于说自己曾经过的一段生活里边的耻辱、屈辱或者是有限、幼稚、阴暗、浅薄等等，就是你敢于面对这些东西，都是你心理上相对比较自信、比较健全的一种反应。我觉得这书里边的人，大致在一个有限的话语空间里边还是尽可能地达到了这么一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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