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图森提到，1985年写作第一本小说《浴室》时，结识了子夜出版社的兰东。“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面，本来我只想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写作的。”继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之后，法国的子夜出版社希望不断推出文学新人，上世纪80年代，出版社以“新新小说”的名义，推出了像克里斯蒂安·加伊、菲利普·图森、弗朗索瓦·邦、让·艾什诺兹等一批作家。图森认为，“新新小说”的标签令自己有出头的机会，但“新小说”是无法超越的阶段。
让-菲利普·图森 Jean-PhilippeToussaint 法国“新小说”年轻一代，即所谓“新新小说”的代表。1957年出生于比利时，1971年定居法国，他的小说均在法国著名的子夜出版社出版。其早期代表作译成中文，结集为《浴室·先生·照相机》，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收录在“实验艺术丛书”中。2002年的小说《做爱》和2005年的“美第奇”奖获奖小说《逃跑》的中译版，将于今年5月底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
想在小说中抵达诗歌
新京报：先问一下，你的图书馆是不是在浴室里？
图森：我的书中确实有这样一个细节，但《浴室》并不是自传性的故事，这就像《逃跑》里提到北京的保龄球馆和骑摩托车在大街上飞奔，但我在北京的三周里，却根本没进过保龄球馆一样。
新京报：写作中，你是个静静的观察者，你会把生活视为小说那样去生存吗？
图森：我写过一部作品《自画像在外国》，里面有旅行的痕迹；事实上它不是自传性质的，只是我的一种创作手法，里面的旅行只是要以简单、平淡的方式展示一个故事。这是我跟别人不大一样的手法所在。像中国的旅行，只是作为一个素材放进小说里，作为一个地名，并没有特别的意味。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的气质接近杜拉斯，多于阿兰－罗伯·格里耶———你喜欢自己与自己纠缠，从一个想法说开去；而众人都同意，虽然杜拉斯也通常被归入“新小说派”，但她相比其他的“新小说”代表人物，更有鲜明的个人特质。那你如何看待自己？
图森：在“新小说”的谱系里面，我更喜欢贝克特和杜拉斯。对于杜拉斯的创作手法，我尤其欣赏里面的大胆和勇气。不过在“新小说”当中，缺少幽默和新意，我则会着意在小说里添加幽默成分。
新京报：你之前的作品被公认为对世界保持一种距离感；然而，在新作《做爱》里，却出现了“重”的主题，即爱乃至生存的悲剧性，这是一次转型吗？
图森：每一次的创作我都试图革新以前的写作手法。在刚开始写作时，幽默是很重要的成分，我首先要让读者说“好玩”，让大家经常笑，就已经成功了。但到了2002年写《做爱》的时候，我的标准已经变了，我更想达到一种诗意的美感。我开始写了几行，感觉文字够美的话，也就成功了。20多年过去了，我最后想在小说中抵达的是诗歌。而到了《逃跑》，我又一次改变标准，觉得小说需要有诗化的美感，还能传递一种能量，就像电流一样，传输到读者的触觉中。
用词语来创造意象
新京报：在法国，有评论家把《做爱》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做比较，认为两者都有一种诗意缓慢的张力。
图森：我写作的时候，试图展现视觉化的世界，用词语来创造意象，而在电影中，我用摄像头创造意象。我和亚洲一些当代年轻导演有一定相近性。但请不要忘记，我受到这些亚洲导演的影响，而这些导演则是受到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响。所以归根结底，我还是受安东尼奥尼的影响最大。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时候围绕的是虚无，非常喜欢捕捉日常细微的细节，但他的电影充满了知性。亚洲当代的导演作品中也非常关注日常且平庸的生活本身，并凸现出缓慢的节奏，这样的作品非常有说服力。这和美国，也就是如今占主流的电影导演相比，非常不同，后者非常注重细节对剧情是否有用。在我的小说里，有些人只是出现了，仅仅作为一个符号，而不需要交待其有用性。
新京报：中国当代电影你喜欢哪些？
图森：我比较喜欢贾樟柯的作品，也喜欢蔡明亮导演的作品，他作品中有一种执着、萦绕不休的表达，这跟我对挥之不去的主题的关注是一样的。有些亚洲导演的片子我不喜欢，也许只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
新京报：你曾说觉得文学也许没有音乐、影像那样容易吸引新一代，后来怎样改变这种观念的？
图森：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拍电影了。当时一直觉得，电影比较直观、现代感强，比文学更能吸引观众。但后来在日本时，感觉到亚洲文学的活力，逐渐改变了看法，觉得文学的表现力、力量在表达自我艺术观点的时候，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的规整性。
与亚洲的相遇
新京报：《做爱》发生在日本的冬天，《逃跑》则发生在中国的夏天，这跟你与亚洲的相遇有什么巧合吗？
图森：与亚洲的相遇，使我在写作的首要关注上发生了改变，新近出的两本书都比以前沉重一些。《做爱》发生在日本，因为我热爱日本，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去日本旅行12次，平均每年一次。我的书几乎都翻译成日文，而且很受当地读者欢迎。很自然地我就想写一本小说，故事场景就设在这个国家。2001年，我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各呆了三周。当时还没完成《做爱》，在广东时还在不断琢磨初稿。我当时就想给这本小说一个延续，也是关于亚洲的故事，后来决定写关于中国夏天的故事。我对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深深迷恋，不过这两本书在音调、色调上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报：在《逃跑》中，无论是城市环境还是微不足道的慢板细节描写中，都呈现出很当代的特征，而在《做爱》中，在柔和的光线中，会流露出疑惑和焦虑的情绪。
图森：我不是中国人，所以对在中国当代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感觉世界到处在变化，而变革最明显就发生在中国。我希望成为我所处的时代的作家，这个时代最生动最直接的事件首先发生在中国，这跟我表现的意大利厄尔巴岛很不同，那里的太阳、天空千年不变。这两个世界完全不同，我就是要表现这种区别。
新京报：在你中国的读者群里，青年读者很多。
图森：《浴室》在当时是日本女性最喜欢的法国图书。
年轻人比老年人更爱读我的书，但是不是亚洲读者比西方读者更爱读我的书呢？这是个问题。
摄影/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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