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行简与他的《大乐赋》
唐代白行简为中国色情文学之父，渐渐被人公认。
在中华文化的全部典籍之中，以文学手段描写性行为的《大乐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部色情文学作品。
远在明朝万历年间《金瓶梅》出现前的七百年光景，大约在公元9世纪前后，白行简的这篇赤裸裸写男女交合行为的《大乐赋》，曾经在长安市面上出现过。流行不流行，畅销不畅销，赚了多少银子，拿了多少版税，一概不知。因为，这篇文词相当华丽，内容相当淫靡的赋，很快就被湮没了，湮没到神鬼不知的程度。
一晃，一千多年过去以后，这部中国色情文学的最初尝试，直接描写性爱的发轫之作，重又现身。
这时，已经是公元1901年以后的事情了。
书的湮没，其突然、其彻底、其斩草除根、其不留后患，使我产生这样一个联想：尽管一千多年前的李唐王朝思想很开放，行为很浪漫，性观点不是那么拘泥，道学之徒不是那么猖獗，但白行简这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文学手段，绘声绘色描写“人之所乐，乐莫如此”的性快乐，并直露地涉及男女生殖器官的美文，大概也不是堂而皇之地沿街售卖，到处推销的。从作家本人，到书商小贩；从达官贵人，到平头百姓，对于性文学的自我节制能力，自觉收敛行为，还约束在理智和文明许可的界线之下，因而，其发行量，其传播范围，应该是有限的。
可想而知，当年在长安市区贩卖《大乐赋》的业者，与当下在过街天桥上，在地下通道里，兜售黄碟的那些小贩一样，基本上是属于偷偷摸摸，神神秘秘，不敢光诸天日的行为。也许这篇最早的色情文学作品，比较稀缺和难得，所以，一下子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无余迹。
惟其如此，不知哪位吃饱了撑的黄色文学爱好者，专门请人缮写，珍重收藏在敦煌石窟里，遂做成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色情与淫秽，性文学与道德败坏，性知识的介绍与诲淫诲盗，这其间很难有截然划分的界限。大概因为担忧这一点认识的不同，这位开创中国色情文学新纪元的大师，在其美文开头，先引用了《礼记》所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打出圣人“食色性也”的招牌，以正视听。
所以，这虽是一篇不打折的色情文学，但却是一篇严肃的、不以宣淫为目的的色情文学。
其实，性乃人之本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必讳言，也不必将那两个器官，整天挂在嘴边，但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原始本能的掌控上。控制得住本能的白行简，堂堂正正地在他的这篇《大乐赋》上署其真名；而控制不住本能的写《金瓶梅》的那位才子，深知自己连篇累牍的猥亵笔墨，下流描写，其不堪入目，其过分肮脏，与动物发情无异，才把真名隐去，用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遮住那张大概有点心虚尴尬的面孔。
鲁迅先生批评《金瓶梅》的性文字，“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认为几近病态。其实，那不是病，是力必多作怪。在性文学或色情文学这个领域里，很多作者都是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动物本能，才诉诸淫秽文字以泄其性欲耳!这种类似手淫的笔淫，正是兰陵笑笑生写作时最酣畅淋漓的性满足。当他全神贯注于活塞动作、交媾场面的刻画时，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生理状态，是可以推断得出的。否则，很难理解他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如此偏执，如此癖好地大写性交。显然，无法控制本能，才乐此不疲地写个没完没了的。
当代作家之中，热衷此道者，屡见不鲜，写着写着，就写到裤裆里去了。可以谅解的是，在当今物质社会，人欲横流的环境中，声色犬马，酒醉饭饱的作家，出现这种动物式的发情冲动，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在中国，唐，与唐以前，从《诗经》的《兼葭》、《溱洧》、《静女》起，文学中涉及男女的笔墨，第一着重于情，第二着重于爱，第三才着重于性。而着重于性者，其表现手法，也着重于隐约，含蓄，委婉，朦胧。因为，中国文人对于男女性爱的研究探讨，很长时期中，一直不把它视为文学应该关注的范畴。
因为在中国古老文化中，它被称之为“房中术”，作为一门正经八百的学问。与天文、地理、历算、星象，图谶、卜卦、方技、医药并列，是一种术，是一种技术，是从其实用价值来考量，来对待的。因此，无论以道教、密宗，还是以医学、阴阳五行名义出现的《素女经》、《玉房秘诀》、《医心方》之类的房中术，无不打着养生摄护，延年益寿，调和阴阳，长生不老的旗号，与文学根本不搭界的。
白行简，中国第一位用文学形式表现性爱的作家，将男女房帏之事，从实用文化的角度，上升到美学意义的享受层次上来。因此，他的这部《大乐赋》，具有开创价值。
对当今那些热衷裤裆文学的作家来说，别看他们津津乐道于性，未必有多少人能知道白行简，乃中国性文学之开先河者，和他迈出这一步之不易。由于《大乐赋》在没有走出敦煌石窟以前，将近一千年间，不为人知，甚至连一点点蛛丝马迹，也不见于记载，故尔被中国文学史遗漏，对这位中世纪的性文学先行者而言，实在是有些遗憾的。
白行简(776～826)，祖籍山西太原，为陕西渭南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八年(813)，受卢坦辟，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十二年(817)，卢坦卒，至江州依其兄。这一年前，其兄因得罪朝中权贵，被黜外放，为江州司马。白行简不再另谋高就，而与其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手足之情甚笃。《全唐诗》这样评介：“尝从居易谪所，天性友爱，当时无比。”从白居易的长诗《对酒示行简》中：“行简劝尔酒，停杯听我辞。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厚，融洽无间。
后来，白居易转忠州刺史，他也随着去了。一直到十五年(821)，白居易回朝任职，白行简才在京城谋得左拾遗一职，直到宝历二年(826)冬病逝。两兄弟很长时期生活在一起，我们不由得不作如此设想，为兄者不可能不关注其弟的写作，不可能不曾一览其弟的这篇另类作品。死后，其遗文也是白居易为之编辑出版的，对于这篇性文学，竟纹丝口风不露，也叫我们费解不已。
据《旧唐书》，说他：“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这个所谓“辞赋”，作史者多少有些含混其词，没有明确指出，当中是否也包括这篇中国色情文学的最初尝试?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大乐赋》在当时不像他的其它作品那样尽人皆知，大概是个事实，否则不会一千年间了无所闻。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非常开放的唐代，作家也是有他的自律性，出版家也是讲究一点节制的。可能因其总量之少，这篇《大乐赋》，很快就从人间蒸发了。
不过，唐代见诸记载的书籍，其中也有很多失传者，但后来几乎都能够在邻国日本找到。譬如也隐秘地写到男女交合，文词相当雅逊的《游仙窟》，著者为唐代张。是讲他与一位邂逅的美女，于洞窟中幽会的艳情传奇小说。宋以后也湮没了，只见著录，不见文本。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家杨守敬——这是一位有心人——留学日本时期，从日本国家图书馆的书库里发现，并抄录回来的。
但不知何故，《大乐赋》的命运非常之惨，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们的东邻日本，派来一船一船的遣唐使，到长安来，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惜重金购买中国书籍，运回国去。很蹊跷的是，不光日本国的，还有新罗国的，鸡林国的，常驻长安的外交使团也好，从事贸易的商贾也好，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大乐赋》，好像压根没这一回事似的，更甭说觅得一册样本，带回本国珍藏了。
由此，不胜感慨我们中国人的好极端了，左则左到底，右则右到底。要是想灭掉一种什么不愿听到的声音，或者想提倡一种什么让所有人听到的声音，那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灭，必灭得干净彻底，了无踪迹；要倡，必倡得大张旗鼓，震耳欲聋。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中国人口头上讲孔孟的中庸之道，实际上，矫枉必过正，纠偏必过激，踩上一只脚，不够，必踩上千万只脚，才行。其厉害毒辣，其不留余地，让人叹为观止。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从句法上讲，已经很完整，但必须要重复“就是好，就是好”两次，还要作出急赤白赖，气急败坏，强词夺理，泼妇骂街的样子，这恐怕是中国人这种过激天性最为典型的表现了。
现在，无从揣测白行简的这篇在中国说来，第一次用文学样式表现的色情书籍，碰到了什么麻烦，以至于偌大中国，只能在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的石室里，留下一条苟延残喘的命。
我想，有可能是唐朝的什么机构，什么人物，下了什么死命令，要灭《大乐赋》吗?或者是有可能因其兄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被牵累，被株连，从他居处找出这部色情文学，当局采取什么扫黄措施吗?不过此说不大容易成立，当然，在中国，别的什么朝代，什么皇帝，会眼睛都不眨地干这种事情，但至少唐朝不会，盛唐之所以盛，就在于当时全社会的宽容精神。
明人胡震亨感叹：“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
如果不是唐朝，那么它遭到的第一劫，应该是唐以后的五代十国，那一场厮杀了近半个世纪的残酷战争，使它绝迹于除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大地。试想，在兵燹战乱，烽火连天，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里，中国人到了人食人的地步，还有谁会顾到《大乐赋》?
紧接下来的第二劫，白行简的这篇性文学的肇始之作，就更没戏了。中国之弱，以宋为分界线。赵宋王朝三百年的理学禁锢，礼教桎梏，人性压抑，思想束缚，这种精神上的整肃，一直持续到明、延续到清，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于是乎，把中国人的生气，活力，创造性，想象力，统统箝制得往木乃伊的方向发展。《大乐赋》也就失去了最后的生存空间。
战乱对于文化的毁灭，远不及精神上的操控，前者如梳，后者如剃，一下子给你推个光头，一丝一发都休想留得下来。幸好，命不该绝的《大乐赋》，在此之前，不知哪位施主，在藏经洞里留下来这一册海内孤本，总算让我们了解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唐朝，对性的看法，持开放的态度，不禁忌，不封杀，要比宋、元、明、清诸朝，视性为罪恶，为堕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直到公元1901年，敦煌石窟的藏经洞，被那个贪小便宜的王道士发现，外国的考古家、探险家、传教士、文物商人蜂拥而至，连骗带拐，连蒙带偷，《大乐赋》也被席卷，流落海外。
据荷兰高罗佩著《房内考》一书，说到这篇中国最早的色情文学，“此件是伯希和(P.Pelliot)发现的，现存于巴黎的敦煌藏品中。中国的巡抚端方(1861～1911)请人把它拍摄下来，1913年著名古物收藏家罗振玉(1866～1940)把它作为《敦煌石室遗书》的一部分在北京出版了一个珂罗版。有个自题‘骑鹤道人’的学者在书后加有跋尾。”
“这件手稿保存不佳，显然抄写它的唐代抄手，是个文化不高的人，他并不理解原文的内容。因此文中充满讹误脱衍。文末缺，但大约仅缺一页左右。……近代学者叶德辉对这个珂罗版做了仔细研究，于1914年在《双梅景阁丛书》中发表一个加有注释的释文。他订正了许多谬误，但仍留下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这部雪藏千年的中国最早的色情文学作品，终于流传开来。叶德辉(1864～1927)，这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中被镇压的土豪劣绅，作为学者，对《大乐赋》的重新问世，以及对中国古老的性经典文献的考证搜集，有着很大的贡献。
在此以前，托名汉代的《杂事秘辛》，托名唐代的《控鹤监记》，曾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性文学。但经清人沈德潜考证，《杂事秘辛》为明代学者杨慎所作；而《控鹤监记》据信则是清代作家袁枚所作。杨和袁，为明清两代文坛上的重磅人物，但声名并不十分令人起敬。他们多少像玩票一样，穿上戏装，过一过古人的瘾。这也是中国文人一个最下流，最无耻的行径，尤其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能耐的文化人，更热衷于假托古人，伪造古籍。
君不见一部《红楼梦》乎，直到今天，仍旧被一帮老的少的蛆虫们，弄得天翻地覆吗?今天发现故居，明天找到墓石，大前天挖掘出脂砚斋，大后天很可能通过DNA查出曹雪芹的遗腹子的遗腹子，现在为大名鼎鼎的红学大师云云。这种搭顺风车，这种借古人光，这种化不大的力气，蚁附于前贤而混迹于文学史，这种装神弄鬼、作伪造假、借壳上市、鱼目混珠的名堂，成了他们手淫自渎成瘾，难忍难耐难改的恶性病癖。
也曾有人打过《大乐赋》的算盘，说是非白行简所作。但那个荷兰人高罗佩，不怎么肯苟同，“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像珂罗版跋尾题写者写着的那样，怀疑白行简是否即为该文作者。白行简虽为白居易的弟弟，但名气不大，并不值得二三流作家借用他的名字以提高身价。”而他的另一篇作品，被鲁迅先生赞赏为“近情耸听，缠绵可观”的《李娃传》，一篇在唐人传奇小说中的领衔之作，其文字之绮丽，词章之华彩，情感之荡佚，声色之艳靡，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篇带有故事情节的洁本《大乐赋》，也不为过。在这两篇作品中，都引用了《礼记》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当然也不仅仅是巧合了。
因此，这篇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白行简的名字，是迄今为止，所能发现到的最早的，也是最为货真价实的色情文学。
为什么中国文学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到了公元9世纪的唐代，才有《大乐赋》的出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一种相应的关系。上层建筑的繁荣，是与经济基础的发达，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第一，安定的岁月；第二，富裕的生活；第三，精神的向往；第四，市场的需求。读者渴望看到多彩多姿，多元多样，多层次多角度，多花式多品种的文学作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中国文学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其中，最起作用者：
第一，是时代的因素，有一个可以写作的不那么动乱的安全环境；
第二，是社会的因素，有一个保证写作的不那么肃杀的宽容气氛。
没有最起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学只能万马俱喑。所以，在唐开元盛世之后，白行简《大乐赋》，一支独秀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既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的多元格局和宽容环境形成的必然。
当然，还不得不指出的，白居易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作品，按元稹的说法，已经到了“禁省官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知名程度。他和这位元稹，被公认为“元和体”的创始者和中坚力量，几乎风靡整个中国。白乐天一生，忧国伤时，关心民瘼，为民纾难，干预生活，吃足苦头，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初衷，虽九死不悔。但白行简从不走他兄长那种很政治化，同时又很平民化的写作道路，别出蹊径，写他人之未写，为他人之未为，将笔锋转移到人类的这个基本本能上来，遂有了《大乐赋》这一篇色情文学的开山作。
有这样巨大影响力的哥哥，却左右不了他的弟弟，岂非咄咄怪事?于是，只能作以下这样的猜测：
一、也许白居易压根儿就没想左右他弟弟；
二、也许白行简从来不曾想被其兄长左右；
三、也许，因为我们看多了当代文坛上，那些有了一点本钱，就耐不住要左右别人的人物，以为古人也像他们那样，狗肚子装不了几两香油，立马登高一呼，立马拉帮结派，立马占山为王，立马排斥异己的，才会大谬不然地，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通过白居易和白行简，感情如此诚笃，心境如此相通的这哥儿俩，在文学上简直水火不容地各走各路，对古人拥有如此坚定不移的文学信仰，我们不由得不感佩，不由得不震惊。
正是这种心灵上的不被人左右的自由状态，才有唐代文学的辉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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