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校园记醉

徐敬亚记得，进入1990年代后，几乎所有相熟的诗人都中断了写作：“生活的巨大压力，迫使诗人学会了生存，学会了上班。”
　　
    1992年，“第三代”诗人李亚伟开始编书稿卖，编了两年后，他就跑去当书商了，反过来买书稿。柏桦还给他做过七八本书，有教育类的，有相面的，还有成功学方面的。
　　
    1994年，李亚伟去了北京。望京一带，居住着诗人欧阳江河、西川、赵野、万夏；樱花宾馆和惠侨饭店，李亚伟说那是“中国民营书刊的延安”。在惠侨饭店，李亚伟偶遇诗人张小波。张小波说：“你不要写诗了，来做书商吧。”李亚伟说他其实想挣钱，于是开始了书商的生活。“起初，有人问我，想挣多少？我说10万便可收手，不想10万来得太容易，于是到现在都没收手。”
　　
    这样，诗人变成了商人。“1990年代后，不是不写，其实是写不出来，”李亚伟说，“但那种写诗的感觉，我不会忘却。”
　　
    现在，不能说李亚伟不写诗，因为他常有这样的打油诗作：“诗人下海忙／文化公司多／七月淡季怕个卵／写作的写作／发货的发货”。“这是我用来催书商发货的。”李亚伟便笑。
　　
    1988年，海南岛建省，“十万人才下海南”。今天，海南大学成了很多诗人的栖息之所。1980年代末，多多去荷兰后，常年靠基金会度日。2004年，他接到1998年就在海南大学教书的耿占春的电话，邀请他到海南大学当教授。2月份，多多在海南看到耿占春150平米的住房时，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骂起耿占春：“你这个臭资产阶级。”他将耿占春的房子里里外外拍了一遍照片，寄给他的欧洲朋友——“中国大学老师现在都住这样的房子了，我很快也要住进去了。”
　　
    住进去之后，多多就在海南大学讲《中西诗学》。
　　
    耿占春每年要达到240分，才能“完成任务”——如果不发表论文，纯用课时计分的话，就相当于240课时。耿占春并不想把时间都用来教课，因此，他还必须写一些文艺学、诗学方面的论文以完成任务。尽管如此，耿占春很感激这所大学，“面对1990年代的市场化，我觉得大学是我的避难所。”
　　
    此后，徐敬亚和王小妮也进了海南大学，跟耿占春一样挂职在诗歌研究中心。王小妮给大一的学生上课，徐敬亚则负责策划诗歌活动。
　　
    校长批给徐敬亚一些钱。2006年10月，徐敬亚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月读”，让学生们朗读当代诗歌。第一次发海报时，徐敬亚很担心：“大家会不会用来垫屁股？”一场朗诵下来，徐敬亚没有看到操场上一片狼藉，每一份海报都被带走了。
　　
    筹建“诗歌朗诵组合”也颇具周折。报名时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徐敬亚一点名，发现没几个文学院的。学生站在他面前，甩开嗓子就开练，一耸一耸的调子，活像个广播员。徐敬亚怒了，当面开骂：“拿腔作调，你这简直就是无耻的声音。”然后他让多多教学生们把那些广播员的调子都拿掉，老老实实地用汉语读，要恢复诗歌原有的声音。这些孩子挺兴奋，“每次朗诵完了像喝醉了酒似的。”徐敬亚说。
　　
    几轮操练下来，朗诵也渐渐起色。徐敬亚也发现了几个会读的：“有个学生，我说他有高贵的贫穷的声音，于是我让他读于坚的《很多年》；有个女生，有着金子般一样的声音，饱满、辉煌，我就让她读海子。”
　　
    第一次集体朗诵开始了，地点是海南大学的大礼堂，台上站着所有的朗诵队员，台下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侧面，是巨大的投影屏幕，上面映着海子的《以梦为马》……朗诵结束了，嘉宾席上，韩少功和蒋子丹寂静了，很久后才是感叹。
　　
    紧接着，他们又着手办了第二次、第三次，徐敬亚说：“我打算明年规模办小点，现在是大礼堂，学生们不喜欢。”

南方人物

主页 > 南方人物 >

徐敬亚校园记醉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