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上世纪七十年代，巴金与项星耀都在埋头译赫尔岑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前重印由项星耀翻译的赫尔岑的巨著《往事与随想》，使我再次想起巴金与项星耀之间关于这部译著的交往。我向项夫人邢桂芬索取有关资料，邢桂芬给我寄来了一叠巴金写给项星耀的信的复印件，总共十四封，都与《往事与随想》的翻译有关。信末署的时间，基本没有年份只有月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与项星耀夫妇一起下放在闽东沿海的一个公社。我曾目睹，炎夏季节，在那个没有窗户只靠嵌在屋顶的一块玻璃采光的农家小阁楼上，老项汗流浃背地翻译着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情景。老项对我说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要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作是不可能的，但他又说，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作，因为中国文化界不会一直这样沉寂下去，中国翻译界不会永远留下这样的空白，中国不会永远没有《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

    老项不知道，就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还有一个人和他一样，正在默默无声地从事着这项巨大的工程，这个人就是巴金。1977年5月，《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巴金的《一封信》，已回福建师范大学翻译联合国大量文字资料的项星耀，从这封信中获得这一信息。他撞车了，而且撞在巴金的车上，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白费了心血，重要的是把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至于用不用自己的译本，可以在所不计，能有巴金的译本，更是值得庆幸的事。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译稿寄给巴金。他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复说：

    您在赫尔岑的著作上花费了那么多的功夫，现在要把译稿交给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我也曾几次考虑要不要接受它？最后我这样决定：不管怎样，这是另一位同志的心血，我会好好替您保存的。您随便什么时候寄来都行，我的地址是：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我的译文不一定就好，可能还不及您的。只是我很喜欢这部回忆录，它是我一九二八年学习写作时的老师，我这次翻译它也是为了学习。译文的头两卷明年可以出版了，但要是四人帮不垮台，这部书就永远见不了天日。

    接到这封信后，老项便将自己先期译出的四大卷译稿寄给巴金。巴金回复说：“先收到您的译稿，后来又收到您的信，谢谢。最近我还是很忙，以后当抽出时间拜读您的译稿，无论如何，我会好好保存它。”

    这两封信，第一封下署的日期为“七月十七日”，第二封下署的日期为“八月七日”，根据此前此后的情况分析，可以肯定均写于1977年。

    1978年9月17日，巴金在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译后记”中提到“福建师范大学项星耀同志把他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供我参考”这件事，同时提到的还有帮他校阅书稿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高莽、北京大学的臧仲伦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朴之等同志。他说，“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项星耀在得知此事后，曾写信要求隐去他的姓名。

    “"往事"以后就由您翻译吧。……连第一卷也不妨请您重译”

    项星耀离休前在福建师大工作，巴金写信给他，或说“寒假期间您大概会回上海，倘使方便，请您到我家里来谈谈”，或说“您如返沪，有空，哪天早晨来坐坐，时间是九点以后，要是来之前打个电话通知我更好”；项星耀离休之后定居上海，巴金有时写信，直接约老项去他家，例如有一封信就写道：“倘使您有空，请您在本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半到我家来谈谈”。

    老项与我说过，巴金曾为他联系一家出版社，要他把译稿寄去，但他推辞了，巴金或许猜到了他的意思，对老项说：他在整理茅盾的遗稿时发现茅盾说过，有些世界名著，能有几部译本没有什么不好。但老项还是没有接受巴金的这番美意。直到1986年，得知巴金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不允许他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但又一直表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书的全译本时，项星耀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合同。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译这本书也是接受他（巴金）的委托。”如今，我在巴金给项星耀的一封信中，找到了老项这番话的依据。这封信说：

    我病了三年，最近身体很不好，医生嘱咐多休息，来找的人又不少，家里人都替我挡了驾，请原谅。现在没有办法，等我的病情有好转时，再约您来谈谈吧。“往事”以后就由您翻译吧。您如见到译文社的同志，请您跟他们谈谈。（连第一卷也不妨请您重译。我还想把第二卷译完，但不一定有把握，我这些译文也不要印了。）

    信笺边上另有一句“您的译稿我将找出来全部退还给您”，信末所署日期为“三月十九日”，据项星耀所说，此信当写于1986年。自此之后，项星耀孜孜不倦进行了后四卷的翻译工作，他与巴金也仍时有联系，或是有关出版事宜的咨询，或是借阅有关外文资料，或是互相赠送译著。例如，在一封信中，巴金这样写道：

    信收到。我患感冒，最近稍好一些，因此未能早写回信。关于赫尔岑回忆录出版的问题，我没有意见，请您自己决定吧，对于读者，当然一次出齐最好。英译本可以借给您，倘使您方便，请您到我家来，坐一个小时，顺便把书带回去，时间就定在本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半，可以吗？

    这封信末尾署的日期“二月九日”，老项则用阿拉伯字注着“1988”。此后不久，我到上海时曾去看望项星耀夫妇，老项告诉我，《往事与随想》后四卷的译作初稿已经脱手。

    “您我都相信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活下去，就要反对拜金主义”

    巴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仍然期盼着《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能早日问世，得知项星耀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很高兴。1990年11月21日他在给项星耀的信（这是十四封信中唯一在信末注明年份的一封信）中说：

    朱雯同志带交的书也已收到，谢谢。我托他带一包书给您，这是在港台新出的译文选集，纪念本，流传不多，奉赠一部，表示对您全译《往事与随想》的敬意。尊译出版后如能赐寄一部，那就感谢不尽了。

    项星耀的《往事与随想》译本，原定书名为《往事与沉思》。或许为了与《俄国文学史》《俄罗斯古典作家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著述保持一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老项采用《往事与随想》这个书名。这个书名是巴金首先采用的，为此，1992年3月26日，项星耀特写信给巴金，巴金于3月31日回复说：

    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知道赫尔岑的“回忆录”即将发排，我十分高兴。您的全译本仍用“往事与随想”的译名，我当然同意，而且我应当感谢您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我一九二八年就计划翻译这部大书！后来又有朋友们帮忙，您也是其中之一，我只译出五分之一，而且“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一位读者朋友的建议。）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1993年5月，《往事与随想》的项星耀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全译本，分上、中、下三卷，共有一千七百余个页码，将近一百三十万字。已在垂暮之年的巴金老人收到老项寄去的赠书以及附信之后，用他颤抖着的手，写了那封感人的信。巴金老人写到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我现在又老又病，不但写一篇推荐好书的文章，连写一封短信描写二十年代我在沙多－吉里阅读赫尔岑著作时的激动，也感到困难。朋友们庆祝我"九十华诞"，我知道自己越是接近衰亡，已经到了个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写字习惯把笔划重叠放在一起的地步了。”然而，巴老还是为《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的出版而感到无比的兴奋，他说：“我早就该给您写信了，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书，特别是厚厚的三册赫尔岑的大书，您终于把它们送到中国书市来了。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巴老在信中表达了“还想读一遍赫尔岑的书”的愿望，尽管“疲劳，无时无刻不感到的疲劳会干扰”他“读完这部书”。巴金老人在这封信的末尾说：

    写这封信只为了两件事情：一感谢您的赠书；二，请您原谅我没有写出介绍赫尔岑的文章。但是您我都相信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用不着我在这里唠叨了。我活下去，就要反对拜金主义。

    《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的印数为1380册。巴金老人为中国图书市场的这种现状感到担忧。老项告诉我，巴老曾神色黯然地对他说：“能有1380册已经算是不错了”。此处说的“黄金潮”与“拜金主义”，很可能便是由此生发的一种感慨。关于介绍“赫尔岑的文章”，巴老在此前好几封信中都说起，其中一封说：“我也想写点文章谈谈赫尔岑回忆录的事，可是我长期患病，最近几个月实在无法写出什么，请原谅。希望几个月后病情有好转，能执笔写点什么，那时会跟您联系”。然而，他终于未能如愿以偿。这封信就成了他为《往事与随想》的中译本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此信署的日期为（1993年）“十二月廿三日”，距《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的出版约有七个月。我估计这原因有二，一是此书出版后，老项没有立即就收到样书，他给巴老的赠书也相应推迟；二是按照巴老当时的身体情况，写这样一封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此信都倾注了他对这部译著的全部情感。

    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亮出旗帜反对沙皇君主制度的人，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劳动写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屠格涅夫在读完《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部分手稿后，激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地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巴金的夙愿，由于种种原因（先是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后是因为缺乏自由，最后则是因为疾病缠身），他终于没有将书译出。所以，他特别感谢项星耀替他“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

    项星耀逝世于1997年，享年73岁，他小巴金二十余岁，译过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上、下）、萨克雷的《潘登尼斯》（上、下）、亨利·詹姆斯的《一个女士的画像》等。从巴金给项星耀的信中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他们都想把这部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毫无个人考虑”，更不可能有利用对方之心。我想，所有舞文弄墨的人，都应能体会到这是一种什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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