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反歧視愛滋病人的公益廣告，作者是移居美國、現時居於北京的香港導演楊紫燁。名字有點陌生，《喜福會》、《天浴》、《紐約深秋》等片卻十分熟悉，楊紫燁曾為這些電影擔任剪輯工作。
但焦點是，美國電影學院去年底公佈8部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初選入圍名單，楊紫燁為中國預防愛滋病宣傳專案製作的紀錄短片《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位列其中。
「愛滋病」這個名詞，中國官方曾經忌諱，民間亦習慣將一切掩蓋起來。
上月適逢楊紫燁來港工作，她接受本報記者訪問，道出拍攝此片所遇到的重重困難。
8部入圍作品中，將有3至5部進入最後的提名名單，若順利被提名，《潁州的孩子》將有機會問鼎絕少華裔導演獲獎的最佳紀錄短片獎。(1997年，華裔導演虞琳敏以《呼吸的代價》（Breathing Lessons）成為唯一獲此獎的華裔導演。)
紀錄片通過初選的消息傳出，已有不少媒體爭相報道這位香港出生的華裔導演。楊紫燁20歲時移居美國，1985年起加入電影行列，是剪輯師出身。
曾聽過不少海外華僑談及對中國的情意結，這種情況，在她身上也可見到。1997年香港回歸，楊紫燁在回歸前後多次返港，決定成為一名導演，並拍攝以5名年輕人在回歸前後的生活為主軸的紀錄片《風雨故園》，其後作品有《中國一二》等。
香港觀眾最熟悉的，是姚明的反歧視愛滋病人的公益廣告——2004年，楊紫燁放下美國的一切，踏入中國，在北京開展她關注中國愛滋病患者的工作，那時，就如行走在黑暗中。
父母染病 孤兒何罪？
2003年為以美籍華人為主題的紀錄片《Becoming American , The Chinese Experience》任剪輯後，楊紫燁萌生拍攝以愛滋孤兒為題材的紀錄片。拍檔告訴她，如果在美國拍在美國播，未必達到預期效果；但愛滋病情況在中國很嚴重，若能在中國拍在中國播，一定能夠幫到更多人。
關注愛滋孤兒，其實是要宣傳反歧視的訊息。所謂愛滋孤兒，即父母因愛滋病而死的小朋友。楊紫燁提到《潁州的孩子》中的其中一個主角高峻，父母因賣血染病而死，上學時被安排坐在最後，沒有小朋友和他玩，村民看見他都要繞路而行，大伯怕他身上有病菌「感染」自己的孩子，未結婚的叔叔怕與他一起找不到老婆。
本身並沒有染病的高峻，便在這種情況下孤獨生活。
孤兒直如生活在黑暗中，楊紫燁要在中國拍攝這樣的題材，最初亦未見光明。「2003年有了這個念頭後，便開始與不同人打交道，但都說愛滋病在中國很敏感，很難拍，即使中央電視台到河南，都會被村人趕出來。」楊紫燁說。
這是個敏感話題
「剛到農村時，那些農民並不歡迎，覺得我們將不光彩的事情暴露出來，又說上了電視，兒子便會找不到媳婦，或者會影響小孩子學業……我去的是安徽，情況已經較開放；河南要再封閉一點，連中央台的車子，都被擋在公路上，無法入村。」
問題最終因官方態度的轉變而出現曙光：「2004年，溫家寶總理親自與愛滋病人見面，還與病人吃餃子過春節。官方的姿態使整件事得到改變。」
她亦完成姚明的公益廣告，得到一基金會的支持，與丈夫從三藩市搬到北京居住。從零開始，展開在中國的事業。
「到北京住是一個挑戰。」不但一切要從頭適應，還要建立自己的團隊，展開拍攝工作。於是楊紫燁與丈夫先後到全國各地「揀蟀」，挑選一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訓練他們拍片。
「有時在網上找一些紀錄片發燒友，但多從汕頭大學『挖人』，廣東人容易溝通，便先後兩次到大學，將最好的學生挖過來——中國欠缺的是軟件。」楊紫燁說，剪輯師出身的她，帶著未畢業的學生開始實習，教導影片的剪輯及其他後期製作技巧，還有，是灌輸公益事業的理念。
推開了一扇門
「慢慢訓練他們，要花很多精力。可是，當學生學成之後便離開，無法把他們留下來。」楊紫燁慨嘆，往好的方面看，這些學有所成的學生，畢業後到其他地方，仍可以進行公益工作。
她，播下了種子。
「頭髮白了很多，掉了很多。」她笑說，「當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可以改變人的生命，那種滿足感是無法言喻的。尤其是我的公益廣告播出之後，人們對愛滋病患者的態度，真的有所改變。」
改變的，還有她的資金贊助者，從三年前四出奔波尋找資金合作，更要在向來沒有「公益」概念的中國內地找贊助商，「別人不知道你是真是假，做的是甚麼。」至今，已有內地企業家拍心口擔保，將來她進行的項目，願意支持一半的資金。
「這種改變是慢慢來的。但持續下去，最有意義。」楊紫燁說。
改變的還有《潁州的孩子》中的高峻，如今成為了「小英雄」，還改善了親情關係。接下來，楊紫燁將拍攝企業家的故事，從企業家口中談愛滋病患者的工作權利，大前提仍是反歧視。
「如今已經推開了一扇門，有了曙光出現。」楊紫燁笑著說。她曾自嘲白了很多的頭髮，是否都已回復青春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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