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的《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有6000多字，引发出来的大批判文字则数以百倍于此，其中有部分批判文章当年结集出版，共计有200多页。批判的规模堪称宏大——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宏大了。
我有个朋友，那时候在北大荒当农工，免不了也要加入战团，批判一通。他没有看过电影，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批判一部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就像和一团空气作战。照例，敌人几乎是假想的，只有《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少数端倪。然而，这种战斗方式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的前半生、整个国家和无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置身在这样的假想的战斗之中。
我不禁想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这部电影时的情形。他置身在他从没有见过的情景之中，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的海洋，每一次拍摄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让主人相信他在按照预先商定好的方案工作，同时猎取他想要的镜头。安东尼奥尼的战斗和他的战斗并没有两样。他们都在挑战一种无从了解的事物。
现在，安东尼奥尼死了。当年的批判者，也许都应该从网上下载一个盗版的《中国》，好好地看上一遍。可惜大多数人都来不及。他们的后半生太忙。太多假想的敌人等着他恢复原来的面目；他甚至不知道大师的死，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如果不是我提起，不过是他记忆的一块残片罢了。
《人民日报》的曲笔
没有《中国》这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无损于安东尼奥尼在电影界的威望。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想像这种威望意味着什么了。他死后，我发邮件给一位朋友，他很快回了信，“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我知道他对电影的热爱，就装作没感觉到这句话里头的矫情。就在一天之前，我刚刚和他谈起英格玛·伯格曼的死。大师老了，也难免要走向死亡。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相继离去，几乎是在同一天。这让人多少有一点意外。“我们距离他们的时代太远了”，我认为这个评价在此刻是恰当的。
《中国》让安东尼奥尼意外卷入了一场暧昧的意识形态争论。被8亿人齐声责骂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肯定不会比某个亲近的朋友反目更严重，真正让安东尼奥尼沮丧的是，引起争论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本人的历史观如何，而是他没有尽到为客之道。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第二段劈头说，“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哀怨被朋友所伤害，其实意味深长，里面包含的复杂的批评意味，只有熟悉当时政论文体的人，才体会得到。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是中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共同主持的政治形象工程。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如批判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在此之前，整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严格地隔绝在西方的摄影机之外。然而，安东尼奥尼竟然辜负了红色中国的信任。《人民日报》上委婉而又鲜明的表达，是中国文字中特有的曲笔，这种修辞技巧毋宁是在敲打意大利政府的失察。
事情的起因却是再正常不过的。1970年底，中国和意大利建交了，照老思路，难免要文化搭台，唱唱别的什么戏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想拍摄中国，中国也想向西方传递信息。安东尼奥尼被选为导演，从意大利方面来说，是因为他在电影业里的绝对威望，对中国来说，则取其左翼的思想倾向。这个安排，双方虽说未必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
安东尼奥尼会从朋友变成敌人，是那个3小时又40分钟之后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防范也并不严密。尽管拍摄行程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时间也大大压缩了，但是他还是不止一次地拍到了日程表之外的事物。这些画面未经检查，自然，也没有剪掉再让他带出中国。谚语有云，“魔鬼在细节里面”；即使是最严密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关，事情也同样是这样。安东尼奥尼回到意大利，对红色中国来说，已经是放虎归山。除了通过外交途径，阻碍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放映，剩下的事情，只能组织长于曲笔的汉语写手，安排全国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对披着羊皮的安东尼奥尼大举笔伐而已了。
零零碎碎的真实
在苏州，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家面馆。一位老师傅在宽汤里捞面。“很难相信中国发明了一切的说法”，旁白里一本正经地说，“包括宽面条”。
对意大利人来说，这是一句浅白的幽默。中国人最大的发明，当然不是宽面条，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助手和女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里卡·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女儿。像1960年代欧洲许多心怀左倾梦想的姑娘一样，除了到广场上去反对资本主义，到中国去是她的梦想之一。这次梦想之旅最后变成了她的蜜月旅行。
很多人像安东尼奥尼一样被邀请到中国来，可是从来没有引起波折。1955年，萨特来过；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看了潮水一样的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万岁。1960年，埃德加·斯诺故地重游，见到了许多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领导着整个中国；据说斯诺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因此，他写的两本书《今日红色中国》和《漫长的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1965年，安德烈·马尔罗带着戴高乐的指令会见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里写了不小的篇幅，有人说他是“恬不知耻的胡编”，说他只和毛泽东待了三十分钟时间，双方仅仅来得及交换一些外交辞令。连亨利·卡蒂尔－布勒松也在1959年被邀请到中国，作为西方最有名的摄影师，中国认为他可以用相机纪录建国十周年以来的伟大成就。
邀请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一些有迹可循，有一些，至今沉睡在历史的某个角落之中。
可以肯定，在欧洲，对共产主义试验的态度是复杂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气氛，和1980年代后期一边倒的景象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一定要折衷。我见过布勒松在社会主义中国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产生影响。但是，过了几年，布勒松突然被当作资产阶级摄影界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历史有其伏笔，可见，凡事有它自己的原因。
关于中国，安东尼奥尼有自己的想像。“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有人对此感到愤慨。但这些话可以理解为对完全无法确认的状态的描述。
我很不喜欢电影里某些面部的特写。大多数几乎是一种强迫。安东尼奥尼在这里利用了权力；尤其是进入红色中国的外国人的特殊权力。然而，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理解了他。
来中国的这一年，安东尼奥尼已经60岁了。对这个年龄来说，忠实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惜，对大多数人来说，发现自己和忠实于自己的发现，都不重要；纪录片在他们眼里意味着真实；而且是绝对的、本质上的真实。为此，要么是一摊不耻于人民的臭狗屎，要么被供奉为历史本身；《中国》和它的作者，免不了在两种极端之间荡秋千。
大多数凡事讲本质、讲绝对的人，是被凡事讲本质、讲绝对的教育搞坏了头脑。真实是有的，但只是有限的经验里能够被言述的一小部分而已。安东尼奥尼在电影里引用了中国的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他想以此表达真实的局限和自己的谦恭，却被看作是包藏祸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虚伪的自白。《中国》里面的真实是阶段性的，并且零零碎碎；尽管有逻辑，却没有体系可言。这本来是人生的真相。可是安东尼奥尼离开中国两年之后，许多在中国的荒僻角落里改天换地的年轻人，怀着对前途的苦闷，连夜赶写了许多批判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反复援引绝对和本质，批判这种零碎的和没有体系的真实。好像堂吉诃德刺向虚空的长矛，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同龄人想寻求的并非真实，而是一个确证；对已经褪色的梦想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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