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泡图书馆，瞥见书架上新上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鲁迅书信》，印刷古朴而精美，真让人心生喜爱，大有手不释卷之感，要是能有一套就好了，可是好贵呀，当然只是对我来说，若论内容自然是“物超所值”的。虽然暂时不能拥有，但是可以借阅嘛！何况，古人有言：书非借不能读也！皇皇4巨册，卷一不知谁借走了，只剩后三卷，我就把第二卷接回来了，好东西不能一下吃太多，会消化不良的，慢慢享受还是！
自然是先打开目录，这一卷的时间跨度是1928-1933年。其中很多名字是熟悉的，许广平就不用说了，其他如李霁野、江绍原、李小峰、钱君陶、韦素园、郁达夫、许寿裳、曹靖华、台静农、郑伯奇、黎烈文、郑振铎、曹聚仁、施蜇存、邹韬奋……诸君都是现代史上耳熟能详的文化人，其中也有我很是陌生的名字。比如，这一个叫孙用的先生我以前没留意过，从1929年到1931年，他经常与鲁迅保持通信。在三年间，这卷《鲁迅书信》中一共收有鲁迅回信14封，且经常是两封相连一起。
插段题外的话，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孙用先生（1902-1983）是翻译名家，他曾自学英语和世界语。译有裴多菲、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很多作品。从1928年在鲁迅编的《奔流》上发表译文，开始同鲁迅先生交往。建国后在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工作，为鲁迅先生著译的编注校印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编辑《鲁迅全集》。退休后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除译诗外，撰有《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译文校读记》等文。前两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先生译的裴多菲诗集《我愿意是急流》。
再说好奇心的驱使，便先将这14封回信先睹为快，一篇篇看完之后，不免心生感慨，都说鲁迅先生多么用心于年轻人，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回信中可以看出，开始是，当时年仅27岁在杭州邮局任职的孙用先生，将其业余时间翻译的裴多菲诗作投稿鲁迅主编的《奔流》，并被选用，写于19291月23 日的第一封回信，差不多是一封“用稿函”，接着在同年2月15日的第二封回信中，鲁迅写到：“惟绍介全部出版稍难，因为现在诗之读者不多，所以书店不大踊跃。但我可以向北新问一问，倘他们愿印，当再奉告，此后可以直接交涉也。”
从上述信中我们可看到，诗这种文学体裁，除了80年代有大量读者之外，好像一直就是“读者不多”，扯远了，回归正体，从这封信，我们知道，孙用想麻烦鲁迅帮忙将其译的裴多菲诗作结集出版，而鲁迅此时正好为北新书局编辑《奔流》杂志，并采用了孙用的译笔，有此一问，情理之中。接下来的回信除了“用稿通知”这样的信息之外，几乎一直是围绕着译诗的出版展开的，直到1931年11月，孙用先生译的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由上海湖风书店出版为止。
而本卷所收鲁迅致孙用的最后一封恰好是在1931年11月13日，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最后的信里，是关于诗集已印出，寄送样刊以及后续稿费的事宜，在为一些印刷中间的“不达要求”表示歉意之后，鲁迅写到：“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却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可见，这本经他亲自校订并作了校后记的诗集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无后文，可以推想，孙用先生应该也是满意的。
从应下帮忙“问一问”，到诗集最终出版，鲁迅先生一直忙前忙后，为了一个多少有些急切之心的文学青年，多方筹划，最终没有“食言”，其为青年后进的拳拳之心跃然字里行间。在1929年11月8日的回信中写到：“请即将原译本并图寄下，如作一传，尤好（不知译本卷首有序否？），当即为张罗出版也。”先是欲从北新书局出版的计划流产，而后是春潮书局的从“愿出版”到“态度颇不热心”，小说月报也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在1930年12月6日的回信中，鲁迅以一贯的冷幽默写到：“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裴多菲和我，又正是倒霉的时候。译文的好不好，是第二个问题，第一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无论如何“颇碰了几个钉子”之后，鲁迅在同一封信中说：“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他印出。”终于有一个“小店，没有钱”的湖风书店要那去印了，然后是文字、插图等印刷细节以及发行后的稿费问题。之后，一本诗集终于如约出版了。
时光流转，鲁迅先生逝世已70余年，孙用先生也离开20多年了。如果没有文字的纪录，后人谁还知晓这一段出版往事呢？从“左联五烈士”到“二萧”，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曾受鲁迅先生关心，即使是一面之缘，阿累先生却受益匪浅，写下了著名的《一面》：“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阿累接着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只是，今天的青年人，还能从鲁迅的文章中得到这样的力量与鼓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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