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简介
2016年是“非非主义”创立三十周年。三十年前，基本上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时期，各种自由思潮应运而生。
“非非”创立之初，就显得与众不同。它除了有明显的写作追求外，还有形态明确的哲学主张。这就是蓝马的“前文化理论”。多年以后，作为流派的“非非”、作为刊物《非非》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作为诗歌主张与哲学态度，却更加深入。
本文为曾经的“非非”诗人、后来“橡皮”写作群的创始人杨黎所写。在回忆过往的叙述中，也表达了对“非非”理论创始人蓝马的忆念。其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都可一读。
杨黎，独立写作者。《橡皮：中国先锋文学》主编，“废话四中校长”。第三代诗歌运动主要代表诗人，“废话理论”提出人和阐释者。出版有《小杨与马丽》、《灿烂》、《向毛主席保证》、《一起吃饭的人》、《我写，故我不在》等作品。
杨黎说——
1、我终于可以动手写蓝马了。这对于我，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还蓝马的一个愿。我早在湖北宜昌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我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那是宜昌的阳光下，我们一边往印刷厂走，我一边对他说。我说我要从七个方面去写他，文章的名字就叫：七个蓝马。当然，这篇文章我最终没有写。因为从那之后，我好像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在家里待过。
那是1988年的秋天，我们在湖北宜昌印《非非》。
2、我和蓝马见面的时间比见周伦佑还要早，但我和他的真正交往却是在第一期《非非》出来之后。老实说，在此之前，对蓝马、对他的“前文化理论”，我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没有兴趣的原因，就他的文章而言是非常简单，因为我没有看。而就他的人而言，是和其他人的一些关系。直接说，就是廖亦武。
我第一次见蓝马，他是和廖亦武一起的。
那个时候他还叫王世刚。
蓝马说——
我原名王世刚，1956年6月6日出生到世上。自幼在四川西昌的蓝天白云和明月西风中，像一头真诚的动物那样健康而自然地成长。那里群山环抱，“安宁河”长长地穿越群山，一路弯弯曲曲，向东南方向吉祥地流淌。黄昏时，群峰层层叠叠，全都感染上黛蓝色的思绪，显得缥缈而又美丽，似乎根本不是真实世界。然而，抬头再往上看时，常常可见鱼鳞般的“火烧云”横空，层层漫天排开。其辽阔燃烧般雄伟壮观的景致，又使眼前的一切变得真实可信。到了晚上，各式各样的风，就在这群山之中活跃起来：或溜达、或狂奔、或歌唱、或号叫，时而在青草间、树叶间、窗缝里喃喃细语，令人遐思不已；时而，又如同有十万辆兵车，在百米外的高空“嘭嘭”相撞，让人顿感普天下充满莫名的恐惧、原始的敌意，以及看不见的荒凉和忧伤。遇到晴天（那里经常都是晴天），满天的星斗装点了整个夜空。（说句老实话，我至今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如此多的星星，有蓝色的，有偏向于绿色的，有红色的，但大多数是淡黄色的，还有就是白雾状的……）此外，还有著名的淡水湖邛海，像一颗宝石一样镶嵌在我童年日常生活的视野里，那上面经常都有竹叶般的小舟如梦似幻地出没在只有开阔的湖面才会拥有的那种神秘、苍凉，而又沾满甜意的烟雨中……我成长的环境大致如此。这样的环境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是有特殊意义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拿我后来在我的《前文化导言》中的表述讲，是最能够“接受造化的教诲”的。
蓝马
杨黎说——
3、我第一次“认识”蓝马是在我的家里。当时是1986年底，我们正在筹办《非非》第二期。那天我的家里有好多人，蓝马和刘涛也在。乱哄哄的酒桌子上，我和他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现在的确是记不起了。但蓝马的一句话，我却永远都没有忘。也永远都不会忘。当时我说到“容易”两个字。蓝马说，比如“容易”，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蓝马说——
1958年，在我两岁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内心世界发生。这件事后来被我称之为“假宝石事件”。是宝石与灵性的初绽。
事情是这样的，西昌城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叫东河。东河夏季涨水，秋冬季几乎断流。这河涨起水来，咕噜噜、轰隆隆地响。水是红色的，每年涨水季节过后，总是剩下满河滩红色的卵石和红色的河沙。这时人们一边忙着进入河滩采石、采沙，一边又在河上重新用几根圆木搭建起新的木桥。而小木桥两岸较为开阔的河滩上，小商小贩们就地铺上一层油布或旧布（那时没有塑料布之类的东西），再在上面摆上些可供出售的物件，一个紧挨着一个，这么夹道欢迎似地摆成两排。这里就成了人们摩肩接踵前去光顾的地摊交易市场，算是最为热闹的地方了。地摊上除了少数手工艺品是新做的外，其余大都是旧货。
这天，我一只手牵着保姆的衣襟（保姆背上背着我姐姐），来到了这个由于河水退去而一天天繁华起来的河滩市场上。在人群之中我是那么矮小，不紧紧抓住保姆衣襟的话，准会丢失。……但正是由于我个子小，从大人的腿缝里也能挤到地摊前，结果，我看见了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东西。
那就是——一颗红色的宝石。是鸡心状的。也就是鸡心那么大。光泽润滑，透出无可言表的、细小而又精致的、沁人心脾的神奇光辉。……我一下子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深切地感到生命内的某种东西被打动了，弄醒了。（而且，那东西从此就一直那么醒着，不再“睡”了。它在胸腔内和整个躯体中，随时可以“调阅”、把玩、回味。）
我不是被那宝石的某一方面品质所打动，而是被它的整体的、所有品质的总和——那种完整混合的、混沌一体的“总品质”所打动。现在分析起来，那充其量是一颗制作比较精良的假宝石。它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功能，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其重要性表现在——
如果说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认为，在这个“假宝石事件”中，我所经历的就是灵魂的正式降生——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之前，我所具有的只是纯粹肉体的生命；但在这个事件之中，我的灵魂诞生了。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灵性的第一次萌芽或绽放。
在这个事件中，我那被打动、被弄醒、并且从此在胸腔中和身体里一直醒着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在我内部，对我的知觉、我的意识、我的心智而言，它的存在和活动是一件不争的事实、自明自白的事实。我完完全全知道它，它是为我所知的。但它又完完全全泾渭分明地区别于后来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我对它的知道，截然不同于对“文化知识”的知道。这种区别一直在我心中，诱惑着我去玩味它们、试着领悟它们和表达这种领悟。
后来，我终于把它们说了出来——
这是两个领域的区别：一个是“非文化”的“前文化”领域，另一个是“文化”的领域。心灵、灵魂、灵性等，属于“非文化”的“前文化”领域；纯粹的知识系统，属于“文化”的领域。
杨黎说——
7、成都的出租车起价为5元，所以，从公园出来后，我和乌青只付了5元钱，就到了蓝马指定的一个十字路口。蓝马骑着他的自行车，在我们到后的两三分钟，也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我们跟着他，去了他的家。
2001年的时候，就听说蓝马生了一个女儿。都已经45岁的人了，才当上爸爸，这真是叫人惊讶的事情。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蓝马一人。就成都而言，比蓝马大几个月的柏桦，也在其45岁左右，有了一个儿子。而欧阳江河，比蓝马小几个月，也才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之间的几个月，在他们的孩子来说就是一两年的差别。三岁的柏桦，一岁半的蓝马，刚生下来的欧阳江河。我觉得，他们这几个超龄的“第三代人”，企图以他们的孩子，拉近和我们的距离。
在蓝马家里，我见到了他的女儿，也见到了他的妻子。都是第一次见面。想起那么好的朋友，我就像听说他退休的感觉一样。
在他的家里，蓝马为我们唱了他作曲的一首歌。那是我们办公司时，为一家企业写的。那首歌叫《树叶飘》，何小竹填词。真他妈是“许许多多的黄昏啊”。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朋友们，想起了我们阳光明媚的八十年代，想起“非非”和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何小竹，吉木狼格和蓝马。
我要补充一点：那天在蓝马家里采访的时候，乌青非常地高兴和大方。这基本上是我们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他仅有的一次。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想念他。
8、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就像我不知道我的灵魂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我一样。如果灵魂不是一个比喻，我就连灵魂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灵魂仅仅是一个比喻，那么，我就觉得它也是“文化的”。像宝石一样。
宝石就简直是文化的亲生儿子。
所以，我总是想不通，这个“宝石”（而且还是假的）是怎样让蓝马的灵魂降临的？他后面的“前文化理论”和这个“假宝石”究竟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那个苹果的联系？
单就蓝马的理论而言，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超语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的“超语义”，才构成了“非非主义”真正的理论基础。“非非”从开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努力，我们的诗歌追求，都是围绕着“超语义”而展开的。我们在后面所提的“废话”，就是“超语义”最完整的表述。（补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它和蓝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2011年6月13日，杨黎）
9、1988年1月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大学的一家招待所里，我和蓝马坐在一张床上谈“超语义”，周伦佑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当时已经是很晚了，我们点着蜡烛，说话异常小声。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们像两个神秘主义者，或者像一个阴谋家和另一个阴谋家正在密谋。蓝马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拿着一张纸。他一边说，一边在上面画着“语义”和“超语义”：也就是一个圈和另一个圈，一条线和另一条线。我静静地倾听，抽着烟，置身在整个“超语义”的烟雾之中。
我们的谈话不经意间惊醒了睡眠中的周伦佑。
所以，谈话立即停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蓝马和周伦佑的某些矛盾正是在这次的北大之行就已经显露出来。甚至还要早点，早在《非非》第二期的筹办时，就有这么一点。当时蓝马还怀疑我，急匆匆地从成都杀回西昌。这些事情，就是“非非”后来必须分裂的主要原因。从1988年1月到1988年11月，蓝马把周伦佑送上火车后，也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和你交往。
与此同时，《非非》1988年和1989年两本年鉴，正在邮路上。当年12月的时候，全国的朋友们，先后收到了它们。
蓝马说——
大概是1981年，一位在某诗歌刊物做临时编辑的朋友来信说：这里选稿倾向于要那些比较清新的诗。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一种奇怪而又深刻的印象。怎么说呢，那时我分明感觉到两种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他们说的那种“清新”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我又十分鲜明地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左侧的肩膀及这只左上臂，由内而活生生、腻刺刺地感到弄不懂他们这个劳什子“清新”。这样，一方面是清清楚楚的“懂”，另一方面却是同时的“不懂”。两种状态，两种认知，同样真实有效，同样强烈鲜明。而我，作为凌驾于这两种状态之上的审视者，对此感到十分有趣，由不得时常要在自己的生命体内不断重新提取这两种状态，来加以把玩、品味、审思……久而久之，这两个认知领域的不同就被我指认为“文化思维”与“非文化思维”之间的差别。应当说，这是我的“前文化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了解这个事件，也许能对理解我的理论有所帮助。
1986年5月4日，编辑《非非》创刊号合影。左起敬晓东，尚仲敏，周伦佑，杨黎，蓝马。
杨黎说——
10、我理解蓝马的意思。
蓝马常常说，他和他的皮肤在开玩笑。他的表述方式，他说那话时的表情，往往被别人误会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误会为江湖骗子和邪教什么的。我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我是有根据的。
1988年，四川出了一个“气功大师”叫什么宝。这个大师，为了发展他的“气功世界”，曾经多次派他的大弟子来找蓝马，要蓝马为他建立一套“理论”。
这个大师之所以要找蓝马（或者说是“非非”），就是认为蓝马的理论和他的气功有某种内部的联系，有他自己以为隐秘的相通性。
当时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件事蛮可笑的。
11、文化是它所呈现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蓝马的理论，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的大脑打开了一扇窗户。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和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一起办公司。为了加强这句话的分量，当时我们假借了一个外国思想家的嘴巴。但是，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今后也这样认为。
有几年的时间里，蓝马住在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他和刘涛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蓝马，基本上是最舒服的蓝马。吉木狼格来成都，也是住在他那里。何小竹来成都，还是住在他那里。我基本是每天都要到他那里去，尚仲敏更是。我们在一起，除了喝酒，还是喝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乱说。
那个时候蓝马说，酒里面有名堂。
蓝马最喜欢的是和一两个人在一起，悄悄地说他的理论和他的故事。大凡这样的谈话之后，好多人都会被他带入幻觉中。而一旦从这种幻觉中走出来，走出蓝马所居住的转轮街，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比如说，街上突然空荡和安静，房屋特别陌生，偶尔走过的车辆不是一般的慢。
所以，何小竹和蓝马谈了一次之后，回去就写出了他那首至高无上的《组诗》，并且把它献给蓝马。
12、那是一个舒服的时代，那是一群舒服的朋友，那更是一个舒服的蓝马。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种组合，后来怎么会那样呢？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蓝马的原因。
其实，蓝马的迷狂早在1988年就显露出来了，就在他那篇《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里面。我只是在后来才发现。在他的那篇文章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谁得罪了他，他以他一贯的激情，抒发了他的不满：对诗歌的不满，对“第三代人”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他那些闪光的思想和漂亮的文辞后面，还隐藏着对身边的人可能爆发的怀疑和愤怒。这里有他正确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错误。当然，在一个反对形容词的蓝马那里，是没有正确和错误的。
我在当时并没有理解这种危害，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理解这种危害。1989年之后，蓝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搞科学发明时，我都还没有理解到这已经是他的变化的初步显现了。这之后的日子，蓝马突然恢复了平静，开始上班，开始关心现实生活。并且开始把他和刘涛的矛盾白热化和具体化。（补注：现在看我这段反思，其实也是错误的。在那样一个杂乱的时代，那几年，谁都容易搞不清楚自己。从“非非”到软工程公司，我们的分离并不能单纯地属于谁和谁，它的正确理由就是我们突然面临了市场经济。2011年6月13日，杨黎。）
13、不仅仅是蓝马，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迷乱，每一个人都无法安静。想走，就是想走，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特征。
那个时候蓝马和刘涛常常吵架。
我曾经亲临他们的一次吵架，吵得嘞在旁边的我和小安也无法再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所以，我和蓝马就决定毅然出走。蓝马拿上他的一个军用书包，对刘涛比了一个中指，就冲出了门。
当然，我们出来之后又能够到哪里去呢？再加上一出门，蓝马又把他私藏的两百元钱掉了。深秋的成都，有小雨，非常地冷。
我们只有到尚仲敏那里去。
还好，他们正在喝酒。尚仲敏、何小竹，还有从东北来的宋词。我一坐下，就给他们读了我新写的一首诗：苦啊，那从山上流下的水。
蓝马说——
我必须讲一讲生理课上的震动，这非常重要。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后，我匆匆忙忙考入凉山州第一卫生学校，从此结束“知青时代”。入校不久的一堂生理课，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
我们首先学习《解剖学》，紧接着便是《生理学》。生理课开课不久，老师便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的眼球。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球存在着两种感光细胞。一种叫作杆状细胞，负责感暗光（其感觉是：黑、白、灰），在没有光线照射的黄昏和夜晚，人们就是用这种细胞在感光。另一种叫作锥体细胞，负责感色光，能感受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通常我们在白天有光的环境中，就是依靠这种细胞在感光。
我们就是依靠着两种感光细胞来认识外部世界的。有光的条件下，我们依靠一种。没有光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另一种。
感色光的不能感暗光，感暗光的不能感色光。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人们一到黄昏和夜晚就不能分辨出颜色的道理之所在。
当时，因为个子较高，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当我听到这些道理时，头脑里一瞬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崩”……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间，令人一阵头晕目眩。我全身一阵战栗之后，此前似乎已经成型的世界观从基础上全面坍塌了。
现在描述当时的内在情景，可以是这样的——
一个强烈而极富能量感觉的念头，一瞬间在以下几个逻辑点上，“噌”、“噌”、“噌”、“噌”地完成了一个具有毁灭意味的“三级跳”——
我想到：
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的样子居然是由我们的感官特性所决定的；
以眼睛为例，我们如果从来没有锥体细胞怎么办，世界岂不是只会被我们描述成黑白 灰的世界吗？谁他妈还会知道有蓝天、红霞……
如果我们的眼球里历来就多一种感光细胞怎么办？世界岂不是比现在我们所能承认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眼球内的两种感光细胞是够用的吗？是铁定了只需要这两种的吗？
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眼前，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环绕着我们的“东西”，仅仅因为我们缺乏感知它们的某种“细胞”，我们就理直气壮地宣布了它们的“不存在”……
我们的眼球够不够用，是一个玄题；扩大来讲，我们人类的五官是够用的吗？是否真的只需要五官就行？
世界真的只是专门为我们的五官而存在的吗？动物如果有比我们更丰富的感官怎么办？它们看见的东西我们真的全都能看见吗？
在万事万物中，谁的感官才算是有“资格的”感官，谁有此优越权，说他的感官是这宇宙间所有感官的尺度？！
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人类所认识、所承认、所描绘的“世界”，仅仅就是一个以我们的认识能力为界限、以我们的感官特性（它的优点和缺陷）为特色……一句话：我们以为的“世界”，仅仅是一个“我们自以为是那样”的世界，并非一定是真正的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所知的世界，完完全全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因人类自身的缺陷而充满缺陷的东西。我们此前熟悉的所有“真理”也仅仅就是人类自己的真理而已。它并不是绝对真实的世界，也不是绝对有理的真理。
——由此，对文化（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同时，我还进一步看到了文化（这个极为相对的真理系统）对人类的思想、精神，以及对生命体本身形成的种种十分内在、十分深刻的奴役。
记得当是1977年，周伦佑因“造反派”问题处于隔离审查状态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大概是一个周末（或星期天），我专程前往周所在的西昌农专看望他。那里距离西昌城区有好几里路。我去之后，耍了一会，他思家心切，找借口请准了假。已是傍晚时分，公共汽车是没有的了。我们就步行回家。一路上我给他讲起了我上生理课的这些体会。他似乎心不在焉，似乎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当我边走边说：你看嘛，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感暗光的细胞在看世界。你看，那红旗在这个时候看上去也是灰的，不红，看不见红……
刚说到这里，周吓了一大跳，急切而又神秘地查看四周，同时压低严肃到极点的嗓门告诫我千万不要说红旗是灰的。（当时，什么东西都可以无限上纲，说红旗是灰的，这话被人诬告是可以叫你坐牢、甚至杀头的。）
杨黎说——
14、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大两岁。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路边玩藏猫儿的游戏，她和我躲在一起，那是路边一片菜地里的一棵树下。我们正藏得好好的，她突然拉着我就跑。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被她的神情吓得嘞什么也不敢问，只知道被她拉着跑，直到跑回她的家。在她的家里，她还紧紧地把我拉着。我问她：啥子事？她过了好久，才说，她看见了一个长舌头的脑袋，从树上慢慢地飘下来。我现在都记得，她用的是飘。
这基本上是电影里的一个情节。这个小女孩，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阴阳眼”的人。这种人，可以看见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耳朵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可以听见我们无法听见的声音。甚至可以听见字。关于耳朵听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最著名的神话之一。
蓝马在1986年
当然，蓝马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蓝马说的仅仅是他的“前文化”思想，从这种启示开始，从对他看见的“真实世界”的“不真实”的怀疑开始。
甚至不只是怀疑。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