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固受命于危难之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战事的紧迫，全国机关团体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其中也包括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3月，因国民政府财政拮据，教育部无力开支两校的正常经费，乃下令已经辗转汇集于湖南沅陵的两校合并，改校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原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和常书鸿任委员。任命常书鸿为委员，因他是杭州人，又在北平艺专执教，想让他起一个团结和缓冲的作用。从当时的情况看，杭州艺专的人员多，而北平艺专的画具多，且两校校长各有一套原先的人马，加上地处沅陵，生活和教学设施缺乏的问题极难解决，更由于合并双方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坚持分校的立场，导致同年夏天，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8名教授联名向校务委员会提出改善生活和教学条件的书面要求，林风眠接到书面要求后当夜独自出走，随即杭州艺专的师生就罢课罢教，以至后来发生械斗和围殴师生的事件。鉴于这种情形，教育部奉行政院之令：撤消校务委员会，实行校长制，并于1938年7月下旬委派滕固担任校长。
为何教育部将如此重任授予滕固担当？这从滕固的履历上可以略知一二：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宝山人。1918年毕业于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成为该校技术师范科的首届毕业生。1920年秋，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私立东洋大学，攻读文学与艺术史，并从事文学创作及艺术评论。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返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担任美术史艺术论、文学、音乐史课程，并任校长室秘书，负责校务进展，成为校长刘海粟的得力助手。1927年春，因学潮致刘海粟辞职，滕固旋离沪赴宁，任金陵大学讲师，继续从事艺术史讲授。不久转入政界，曾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后因党派纠纷被开除党籍，遭到通缉，遂于1930年夏赴欧洲游学。193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以艺术史考古学研究获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返国后任行国民政府政院参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美术部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诸职，从事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工作。
就是说：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又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和政府部门委派官员身份。其实关键之处在于：他与北平、杭州艺专两校人员似无瓜葛。无论是学术地位、学术成就和人际关系而言，使用这样的人选来平衡各方，应当是最佳的方案，至少从主管当局的用人策略来衡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滕固拖着羸弱的身躯出任战时中国美术最高学府——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在人事调整、秩序安定、课业恢复诸方面，竭尽全力，谋图改进，使学校教学走上正轨。然而，开课不久，旋以日寇西攻武汉，长沙大火，战争形势愈益恶化，学校被迫西迁千里之外的昆明，因陋就简继续上课。滕固在向教育部呈交的工作报告中道出了办学的苦衷：“虽十驾驽骀，力图改进，而所得结果，未能尽符预期。就校内言：艺术工作人员向与社会接触不深，个性之偏激，往往不自克制，凡所观察，未能站在较客观之立场。职到校之始，即尽力调剂，反复规讽，虽矛盾日见减少，而和衷共济之观念，仍未能坚定。职周旋其间，未克感化其气质，而徒觉耗费时日，每一念及，深自汗颜。就校外言：地方人士，囿于自私之陋习，不但缺乏协助国家教育机关之观念，且每有设施，群起作有形无形之阻挠。即如增建教室一事，征用土地，地方政府不肯负责，地主多方为难。定购之木料砖瓦，运送之际，时被军事机关截留征购。职于处理校务之外，复须作无聊之交涉，及教室落成，开学上课，而长沙大火事起，又令人有事败垂成之痛苦。”话虽如此，但事业还得继续干下去，奉命迁校昆明后的工作已大体筹划于心：“将原有纠纷予以解决，课业教学恢复常轨，然每思国家年耗经费，办理本校所期有优良之收获，平淡发展，实难自足，此后尤愿倾其全力兼程精近，使本校在抗战建国期间，发挥最大之职能。”
滕固的办学宗旨是“以平实深厚之素养为基础，以崇高伟大之体范为途辙，以期达于新时代之创造。”主张艺术创作“切戒浮华、新奇、偏颇、畸形。”基于上述观点，在学校迁移达到云南昆明后，他及时对人事安排和教学规划进行了调整。在人事聘任方面，广泛延揽人才，进行了重新组合，除原有的留用教员外，攸关办学质量高低的教务主任一职由谁来担当呢？滕固想到了困居“孤岛”的傅雷。
傅雷的第三次“出山”
在傅雷公开发表的著述中没有纪念滕固的诗文，只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被迫撰写的《自述》中留有三百余字简短的几行记录。细读这份简略的文字，在他一生为时不及三年的外出担任公职履历中，竟有三项工作是与一个人有着紧密的关联，此人即是滕固，足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傅雷记忆中与滕固的相识时间为1929年的法国巴黎，不尽准确，应当是1930年的5月间。由于受到通缉的缘故，此时的滕固化名邓若渠，由上海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管辖下的伏见丸的三等房舱经香港、新加坡赴欧洲游学。途经法国巴黎时，探望了衔教育部命赴欧洲考察美术的刘海粟，同时也结识了相伴刘氏左右的留法学生傅雷，彼此性格相近，倾慕才识，留下良好的印象。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结伴归国后不久，即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对应滕固当初在该校的任职，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刘海粟的有意安排，总之，滕、傅二人称得上刘海粟办学时期的得力助手。有材料透露，刘海粟的一些学术论文的起草和写作即出于他们两位之手。无论从他们二人所具有的学术研究能力上看，还是他们之间所处的职务关系上看，不应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这以后，傅雷曾分别于1935年3月和1936年冬受滕固招约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虽说工作时间都不长，结果也不尽令傅雷满意，但对于性格刚烈的傅雷来说，如果没有一种事业心和情谊的因素在内，想迈出这合作的一步也真是不易。或许是滕固对前两次的合作结果抱有歉意，或许真的是对傅雷才学能力的认可，抑或为傅雷所具有的那股办事执着认真的精神所折服，在这办学的紧要关头，求贤若渴的他又想到启用这位老朋友来协助力挽狂澜了。
1939年2月，傅雷接到滕固发来的求助急电，几经思考，同意应聘，随即火速从上海起程先至香港，转道越南进入具有“春之都”的昆明。这时雕塑家江小鶼、国立艺专校长滕固，艺术批评家李宝泉，还有留日艺术家刘狮等，居住在由云南省主席龙云特拨东寺街昆福巷平安第的一所宅院里。大宅中多设客房，用来接待南下友人，傅雷抵达昆明后，大概是暂居此地的。
国立艺专的师生已分批抵达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校舍，筹备上课。
傅雷之“怒”与滕固之“吼”
傅雷的到来，可谓机不逢时！
滕固到校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裁减”人员，招致来自原杭州美专方面师生的强烈不满，杭州艺专的教员多，受到“裁减”的比例也就高，许多很得学生拥戴的教员纷纷离去，使学生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几十年以后，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仍能感受到那份不平之情。有人称滕固是按照张道藩的意图裁减人员，将原来杭州艺专的林文铮、蔡威廉等教授辞退，意在“倒林（风眠）清蔡（元培）”；又有人认为他是创造社的成员，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在艺术观点上接受不了现代艺术。也有人索性认为滕固不懂艺术，纯属一“政客”。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朱德群回忆：北平艺专是招收高中毕业生，大一的学生还没入绘画的门槛；杭州艺专招收的是初中生，大一的学生已经学了三年了：同在一起上课，水准相差太远。杭州艺专教的是最前卫的法国新潮流派，北平艺专还在古典里出不来，美学观点也是相左的。杭州艺专的人多，北平艺专只有二三十人，处在少数地位，杭州艺专的学生很瞧不起他们，相互摩擦很大。滕固当校长偏向北平艺专，当着学生也当着主张古典的常书鸿的面，说常书鸿才是中国第一流画家，引起杭州艺专的学生愤愤不平。更有人回忆自滕固来校后，杭州方面的老师绝大部分离开了，仅剩方干民、赵人麟、雷圭元3位先生，北平艺专的老师基本上没有走。滕固又聘来了他的留德同学夏昌世和徐梵澄，增加了一个建筑班，由学习建筑的夏昌世主持，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夏的离去使学生倒了霉，不是转系就是并入他校；搞哲学的徐梵澄，竟开讲西洋美术史的课程，现炒现卖。诸如此类。
这些站在各自的立场和不同时期的认识，今天看来已经没有评判对与错的必要，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特殊记忆，尽管有些史实因年代的久远，或许有些偏差，比如，有些教员并非受到“裁减”，而是主动辞职他就的，并且还得到了滕固的关照，试举二例为证：
庞薰琹辞职离校，行前“我去向滕固请假，当时他态度很客气，因为他有些熟人，和我也相熟，他还说不久学校也要迁到昆明去，他并且告诉我，龙云的夫人也是上海美专的学生，所以我到云南昆明以后，还去拜望过这位夫人，告诉她学校想迁来昆明。”（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长沙大火之前，刘开渠接到徐悲鸿及熊佛西两位的来信，同时介绍他赴成都接建为抗战而牺牲的王铭章将军骑马像，得到滕固的同意。离开沅陵赴成都前，滕固嘱刘开渠、程丽娜夫妇代为寻觅校址。（程丽娜《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
其实在滕固延揽教员的计划中还有郁达夫、常任侠诸人，不知他们的教学将会得到学生们怎样的评价？果能前来，恐怕遭遇也不会比傅雷的经历强多少吧？据傅雷《自述》：“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吴冠中对此有一番解释：“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因为都对傅雷很崇敬。傅雷先生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惟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的这一原因，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吴冠中《烽火艺程·出了象牙之塔》）
郑重《林风眠传》中则记载：“此时教务主任空缺，滕固聘傅雷为教务主任。傅雷不受学生欢迎，加之与滕固的意见不合，到任月余就辞职离校了。”这里就不仅仅是“与滕固意见不合”一项了，还有“不受学生欢迎”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初来乍到的傅雷不受一些学生的欢迎呢？
还是朱德群道出了事情的原委：“滕固请了翻译法国文学的大翻译家傅雷当教务主任。我们都很爱读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本有崇敬之情，可是他在一次讲话中把他的好友刘海粟说成是大师，我们当时认为刘是‘海派’，专业水准不高，根本称不上大师，就对傅雷心生反感了。”
我们无法想象这位被誉为“孤独的狮子”的傅雷不发怒！只要你知道《论刘海粟》和《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这两篇文章、跻身在《世界名画集》之中《刘海粟》画集均是出自傅雷之手，细读文中对刘氏其人其作的评价：他的自信力和弹力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秉受着，“好比一座火山慢慢地熄下去，蕴蓄着它的潜力，待几世纪后再喷的辰光，不特要石破天惊，整个世界为他震撼，别个星球亦将为之打颤。”能不为学生们的冷漠甚或鄙夷态度激怒吗？
傅雷的性格中包含着热诚和执着，不喜流于世俗以至有强烈的挑战欲。为了办学的需要，他曾找到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进行请教，因为他知道这位早年留学美国专习美术，归国后曾一度担任过北京艺术学院教务长的学者，会有一套教学管理经验可资借鉴。他固执地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便是对学生进行甄别，缩小受业能力的差别，以便合理地开设各种课程。但处于战时的教育管理，怎能随意遣散学生呢？对这些青年学子来说，相当一部分人正是冲着免收学费，享受战时优惠待遇，能够解决肚皮而报考学校的。傅雷提出的办学建议不能被采纳，宣讲的艺术见解又遭学子们的不屑，加上滕固因忙于社会活动和健康原因，时常不在校内办公，使傅雷倍感孤独与郁闷。而此时的滕固，因为所处的校长位置关系，针对目前所出现的棘手状况，在办学理念和实际操作中，有着较为理智的思考，采取的仍然是“平稳过渡”策略。如此一来，素有清高、孤傲、喜欢争辩，万事要求究出个道理且脾气可以说是相当暴躁的傅雷，与同样有着桀骜不驯、办事认真性格且事业生活均感备受压抑的滕固之间的争吵，就不可避免了。
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艺坛双星谱华章
经这一吵，虽谈不上导致了二人间的绝交，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正是这次的分别，竟成为最后诀别，这恐怕也是他们之间所意料不到的事情。
对好友傅雷的离去，滕固的心中怀有深深的遗憾。当年的学生，后来成为美术史家的阮璞教授在其晚年追述：194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山城气候骤然变得闷热难熬，国立艺专留渝十来个同学应邀齐聚到滕校长的临时住所内，滕先生从内室出来接待大家，神情显得有些沮丧，面容也变得苍老了许多。他在与同学们谈话和答话之中，语气虽然平静，但说到某些情节时，也不免有些激动，流露出一种懊悔和失望的情绪。使阮璞最受感动的，是滕固无限感慨地说起，他为学校聘请教师，费了不少心力，结果却每每事与愿违；一片苦衷无人见谅，有时还为此而得罪朋友。他举了聘请傅雷先生为例，说傅先生好不容易应允受聘，从上海来到昆明，可是还未到校就职，就被同学们无故起哄抵制，弄得不欢而散。说到这里，他惋叹不已地反复说道：“其实傅先生是多么好的学者呵！”阮璞听了他这些话，心里很感内疚，因为他也是那次起哄中的附和者之一。由此省悟到：“滕先生为了办好学校，不仅是耗尽了许多心力，而且有时候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为了委屈求全，他甚至不惜忍辱负重，这多么使人感动呵！”
从历史眼光看待这一时期的滕固，他固然具有通才条件，但历史没有恩赐给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机；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难以驾驭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徒有报效国家、艺术救国的一腔热血，在现实面前处处为艰、一筹莫展。然而，在他担任国立艺专校长的近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正是处于战事最为紧张，校舍搬迁频繁，校务及人事关系异常困难而复杂的危难时期，中国的最高美术学府能够在战火中坚持办学，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美术人才，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展史上，应该永远铭刻下滕固的功绩。
傅雷也未必能够忘记滕固，就如同他因画家张弦亡故而迁怒于刘海粟，并与之绝交二十年，但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不知读者留意没有，他当众推崇刘海粟为大师的时间，正处在他们“绝交”期当中。1957年又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因为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即上海美专前身）迁往西安的观点而被牵连打成“右派”。数年之后摘掉“帽子”时，面对深感歉疚的刘海粟，却放声大笑，以一句“算了！”相应。这便是率真耿直的傅雷！回过头来讲，傅雷自昆明拂袖而去后，从此蛰居上海吕班路巴黎新村四号家中，专心从事翻译工作。1943年傅雷与友人在沪发起筹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前，曾在与黄宾虹的通信中提及“应故友滕固招，入滇主教务”一事，坦言“于艺术教育一端，虽属门外，间亦略有管见，皆以不合时尚，到处扞格。十年前在上海美专，三年前在昆明艺专，均毫无建树，废然而返。”这实为自谦之辞，也有深刻反思的意味在其中。正是这次“废然而返”的经历，使傅雷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就了他坎坷而多彩的后半生。
1941年5月20日，滕固因病去世，年仅40岁。一代学人恰似一颗陨落的星辰，带着夺目的光辉，渐渐消逝在无边的天际中。
在他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不足二十年间，为世人留下了近二十种专著和编、译著作以及有待发掘的散佚文章、史料。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已经重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1966年9月2日，傅雷偕妻悬梁自尽，表示了对其人格侮辱的最大抗争。时年58岁。
在他一生中，治学严谨，辛勤劳作，所译世界名著达三十余部，五百余万字。其译文信、达、雅三美兼擅，传誉译林，卓然一家。其学贯中西，厚积薄发，除文学之外，兼通多艺，对美术与音乐，也不无真知灼见。尤以文辞优美、负有哲理的《傅雷家书》传颂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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