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萧军携妻小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在此之前的1938年3月，萧军曾只身一人，徒步由山西赶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去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未能如愿。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再次回到延安，萧军的身份依然是“鲁迅弟子”。他一到延安，便开始宣讲“鲁迅精神”。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传先生的道，帮助人理解真理和艺术”。“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他却具备着革命的最高的品质和精神”，他要用鲁迅精神“给那些卑俗的和机会主义的党员们一点警惕”。他的第一个打击对象是“俄国贩子萧三”，然后是“何其芳的左倾幼稚病”，“立波恶劣作品的影响”，“雪苇的‘形式主义’，周扬的‘官僚主义’”。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鲁迅也被毛泽东成功地塑造成了延安知识分子乃至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来到延安一年多后，萧军决定去见毛泽东一面。他要将自己在延安看到的一些不平事向毛反映一下。他认为只有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他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不几日，毛的秘书胡乔木来信，说毛要找他谈话。两人第一次谈话非常融洽，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随后，萧军又向毛去信，谈的还是自己对延安的不适应。8月2日，毛泽东回了他一信，信中写道：“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萧军也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上的这些“缺陷”，他请求毛泽东“我很愿意再和您做一次谈话的，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您来谈谈”。这之后，他与毛泽东又有过几次接触。1942年1月1日，一次长谈之后，萧军写道：“我看出他的精神今天是特别倦怠，预备走了。他使人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大概也拿不准。“毛和朱德全看不到一些锋楞了，这也许是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也许中国这样的社会只能产生这样的领导的人？”还是不确定。但他和毛泽东之间似乎已亲近很多。2月10日晚，为了“孩子的一张小床事”，他又去了毛泽东那里。除了谈鲁迅之外，他们还谈了党内对一些人的处分，谈了关于自由与不自由。毛说：“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着限度，假使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由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萧听后异常感动，“使我对他的长处和短处以及非凡的忍耐力感到钦佩”，“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的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
1942年3月底，萧军准备离开延安。“为了欢送我，今夜开假面舞会”。舞会上，延安的一些大人物都来了，毛泽东似乎舞兴不浓，“他在舞场上是打瞌睡的”。当时延安条件虽然艰苦，但舞会似乎常开。萧军描述毛泽东跳舞的情形：“他跳舞像‘摔跤’，更是和一些小身材的女人跳时，似乎在和孩子玩。”1942年4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会你就可以走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在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着调，他发誓“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我要还在延安吃所欠下的馍”。他的发言受到胡乔木的猛烈抨击，毛泽东对他也开始渐渐冷落。随后，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批判王实味的运动，萧军也被卷入其中。5月底，萧军曾将几本书送给毛泽东，目的是“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能够更深地理解文艺，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人对于应该做的事一定要勇敢地去做，决不该为了一些平庸的顾虑而失去了时机。”然而随着座谈会的召开，特别是由胡乔木执笔整理的讲话稿成为各根据地的文艺指导思想，鲁迅的地位已逐渐被边缘化，萧军的地位更是不妙。
从萧军当年的“延安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本文引文皆见此书）来看，除了“鲁迅使徒”这个角色外，他似乎一直都没有搞清自己的位置。他以为自己与毛之间是“半宾半友”的关系，事实上这层关系何其脆弱。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我们说这位东北老作家为人耿直，不屈不挠，这是好听的话。事实上还有一层意思：他果真有些不识时务。晚近的一个例子：1980年12月，民刊《今天》迫于压力停刊。为了取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今天》的同仁们向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发出了三百多封公开信，但只有萧军一人回了信。“这位老先生稀里糊涂表示支持，待我们找上门去，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北岛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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