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语录
1.董桥话中年——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中年是下午茶》，《跟中国的梦赛跑》。
2.董桥谈“爱书”——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藏书家的心事》，《这一代的事》
3.董桥题立言三境界——著书立说之境界有三：先是婉转回头，几许初恋之情怀；继而云鬟缭乱，别有风流上眼波；后来孤灯夜雨，相对尽在不言中。初恋文笔娇嫩如悄悄话；情到浓时不免出语浮浪；最温馨是沏茶剪烛之后剩下来的淡淡心事，只说得三分！——《夜读浮想》，《辩证法的黄昏》
4.董桥论治学——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渀渀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语丝”的语丝》，《辩证法的黄昏》
5.董桥说翻译——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强奸·翻译》，《另外一种心情》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董桥和金庸、黄霑、蔡澜一起，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还要不要读董桥？
董桥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有句笑话，说一个人是散文家，等于说这个人啥也不是。因为一个小说家，总有一两个会让人记住的故事，一个诗人，总有一两段让人背得出来的诗句，而散文家，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写过什么。
所以，像周作人、梁实秋等大家一样，能在散文这个寂寞的文体里弄出一点动静的人鲜有一见，而香港的董桥要算其中一个。
内地的读者最早知道董桥的名字，大都是因为很多年前，陈子善写的一本书《你一定要读董桥》，那么强烈的带有推销味道的书名，会让人忍不住想去看一看董桥到底是谁。而初视之下，半文半白的古雅语言，间或夹杂着英文单词的表达方式，似乎颇有钱钟书、周作人等前辈的遗风，有才情，更有趣味，特别是他的散漫、跳跃、写意的笔法，着实叫人耳目一新，原来散文竟然还有这等写法。于是董桥开始慢慢在大陆红了起来，以至每个小资或自认为小资的人，都会人手一册。
但是，不久前，网上流行的一篇文章，却开始颠覆这种观点，文章的标题与陈子善的书针锋相对：《你一定要少读董桥》。文章并非全盘否定董桥的，但至少，在作者的眼中，董桥那些曾被称道的文字和古意，成了“甜腻”和“晚明文气”的证据。于是有人附和，“你不一定要看董桥！”也有人疑惑：“还要不要读董桥？”
一味地叫好固然不是好事，但是在各派据理力争，意见相左时，这些说辞对于旁观者而言也都意义尽失。就像欣赏一幅画或一道风景，太远或太近都会失真，最好的考察方式是回到文本本身，而作家本人的说法也是一种参考。于是，借新作《故事》一书的上市，记者与远在香港的董桥取得了联系。
电话里的董桥，远比他的照片显得年轻，声音里有着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相仿的书生气。有学养而不炫夸的姿态，那是在记者意料之中的，比较意外的是他的以分钟为计算单位的忙碌，因此，采访不得不在他若干次的开会间隙之中才得以完成。如果说，董桥的绅士风度是从曾经留学的英国浸染而来，那么，惜时如金应该算是香港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给他打下的烙印吧。
■怀旧不能营销。我现在65岁了，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其实，写淡容易吗？写浓又该怎么浓呢？
《故事》是董桥的最新作品，收入文章全是他近两三年来的新作。书中讲的都是他在古董文玩集藏中经历的故事，底子是沉郁的中国历史文化，穿插的是一段段或隐或现或远或近的情感。每个故事配一幅他收藏的古董彩图，故事因此多了几分颜色的铺陈。
记者：《故事》一书前有一个楔子，写法非常特别，不像散文而像小说，本以为里面提到的苏二小姐等人会和后面的“故事”有关，但奇怪的是，在正文里再也找不到苏二小姐的影子了。
董：你不觉得它有一种情调在里面吗？就像你要卖一样东西，是营销呢还是不营销？是用硬的手法去卖，还是自然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宁愿选择后者。怀旧可以说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不能营销。
记者：《故事》里虽然写的是收藏品，但涉及到很多与文人故友倾慕乃至交往的旧事，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您的一种人生情感的回忆录？
董：我个人觉得，无论古今中外，作家的写作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关心他正在生活的时代的变化，另一条是追回过去的岁月，这个追忆包括很多东西，如对过去的社会的怀念，过去的人事的怀念，过去的氛围的怀念，过去的信仰的怀念，等等。其实，这两条路是相通的，现在和过去是彼此的影子。但简单地说，我会选择写过去。
记者：那是否因为您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
董：应该是吧。我应该承认这一点。不是说我对现在或目前的东西反感或抗拒，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有些东西在变化，有些东西不在了，假如有的话多好呀，我想把这种好告诉别人。
记者：《故事》里的文章都是近年来的新作，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评论，有人说，您现在太追求雅，文字雕琢得过分华丽，不够平易，反倒不如中年时期写的文章，真正是做到了“有学、有识、有情”。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董：我现在65岁了。我常常这样想，自己有时候喜欢这样写，有时候喜欢那样写，哎呀，都几十岁的人了，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偶然我会写得白一些，偶然我会写得深一些，可是，不管浓淡，对我来说都是很辛苦的事情，我都会很用心地去经营，其实，写淡容易吗？写浓又该怎么浓呢？
记者：那您会不会有意选择或倾向于某一种风格？
董：不会。我的文章的风格可能和写的内容有关。比如，我写的文章如果和国外有关，我的心情可能会回到我在英国的八年的日子，还有在外面的旅行的时光，而如果写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东西，我就会回到小时候在我父亲和老师的书房里的那段日子的感觉。我总是在某一种感觉里才能写得出来。所以文章写出来是雅还是什么和我进入状态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有关。
■现在看文章，主要看内容是否好，至于文字，我反而不是太留意，季羡林、杨绛的书和文章，我是一定会看的。当年写《中年是下午茶》太油了，太滑了，太着意于找幽默
自喻是文化民的董桥，国学的根底深植于南洋的土地上。年少时，他师从父执亦梅先生习之乎者也，如沐春风。此后，他辗转于几处：台湾，是他读大学的地方，伦敦，是他作研究生研究马克思和工作过的城市。最后是香港，在这块被人称为文化沙漠的荒原上，他的辛勤耕耘，使得香港“普及文化里也会出现优雅的语言和贵气的文字”。
从《双城随笔》（1977）到《没有童谣的年代》（2000），20余年间，董桥散文成为两岸三地传诵不绝的话题。在海外，苏柳写过一篇文章，在内地，陈子善编过一本文集，题目都叫《你一定要读董桥》。对此，有人反对，也有人欣然推崇。
记者：前几年，陈子善曾编过一本文集《你一定要读董桥》，对内地的读者影响比较大。您和他认识吗？
董：以前不认识，但后来我们经常写信，他来香港我们也会见面。他那本书是很多年前出的，真是把我害死了。
记者：为什么？
董：因为怎么可能规定一定要读一个作家的东西呢？不可能的。不要说规定读什么书，就算是给别人开书单，我也会拒绝。读书是一种很个人的东西，完全是个人的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时候读什么书，也完全是个人的感觉。说你一定要读董桥，不是笑话吗？当然，我也很感谢他的推荐。问题是话不能这么说，这样说，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
记者：您会看有关自己文章的评论吗？
董：不会。我很怕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我的文章发表后，我都懒得再看，更不要说别人写我的文章，我想一个作家，应该保持一种淡泊的心态，不要太过问外面的声音，这样对他的写作会更好一些。
记者：您的一些自述文字，曾经零星提过自己以前的经历和生活，但大多是片断，星散在林林总总的文章之中，我有一个印象，好像说您最初开始散文写作，曾经受过周作人的影响？
董：是的，我小时候看很多周作人写的东西，那时候周作人很红，而我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于是就想学他。而且，我看到英国的一些作家，如兰姆的作品的情调，和他有点像，觉得很有趣。所以整个少年时代，我受周作人的影响很大。一直到我二十岁，到台湾读大学，就看不到周作人的作品了。后来我到了香港以后，看到他的《知堂回想录》，一共两本，我觉得比他的散文写得还好，因为很多是在印证他的人生的。
记者：在各种文体中，您为什么偏好散文？因为散文似乎是一种寂寞的文体。除了在古代诗文并称双绝的时代，从近代开始，以文名世者，不是小说家，就多是诗人，很少以本色散文家的姿态立足文坛的，多数人不是兼有小说家的身份，就是跻身诗人的行列之中。像您这样的本色散文家比较少。
董：你说得对。诺贝尔奖到现在为止，我印象中英国只有一两个作家，不是靠小说而是靠文字，在英国文坛里立足的，一个是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一个是哲学家罗素。其实到我现在也一直在想，在摸索，拿笔写文章时，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什么而写什么。我总是有话要说，或有什么我觉得应该写的时候，我才写，写的时候不会意识到写出来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我一直在尝试，不要写得太像散文。
所以，对于散文，我到现在还在学习，我的心血花得很多，有时候看了很多东西，才能写出2000字来，这背后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记者：您的散文写得非常的妙趣横生，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比喻，让人看过后印象深刻，比如《中年是下午茶》，还有一些关于书籍的比喻，有一点艳色的意味，但幽默、智慧、非常具有可读性。这和大陆学界的人似乎是很不同的。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到三地文风的区别，“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您最近对内地的作家有没有关注，那种“枯干无生机乐趣”的印象有没有改变？
董：我是在三四十岁时写的《中年是下午茶》，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来，受到英国人那些所谓的幽默的影响，到现在，我越来越老，不会再写这样的文章，太油了，太滑了，太着意于找幽默，现在看来是大可不必的。
我现在看文章，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内地的，主要看内容是否好，至于文字，我反而不是太留意，季羡林教授的书和文章，还有杨绛的书和文章，我是一定会看的，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字，我都会很用心地去看，我看内容，看他们的心情，至于他们写作的高妙，对我来说，已经用不着刻意去看，感觉已经在里面，他们写得一定很好。
■在香港生活多年，但我抗拒这座城市对我的影响，因为不抗拒就不会有批判的眼光
董桥和金庸、黄霑、蔡澜一起，并称香港四大才子。香港作家倪匡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董桥和金庸的一则轶事：董桥想为《明报月刊》写点东西，却不认识金庸，就托好友倪匡想想办法，倪匡表示为难，因为金庸对《明月》十分重视，不会轻易约稿，谁料过了几天，却是金庸想让董桥为《明月》写点东西，叫倪匡想想办法。原来，倪匡那几天故意在金庸面前大赞董桥的文章写得好。金庸就找来董桥的文章一看，十分欣赏，后来还干脆把《明月》给董桥掌舵。
记者：您和金庸、黄霑、蔡澜一起，并称香港四大才子。倪匡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和金庸的一件轶事，说金庸对您的文章“一见钟情”，然后邀请您写专栏。现在您和金庸先生还有交往吗？
董：四大才子的说法，是开玩笑了。我怎么能和金庸先生相比呢？我和金庸先生在《明报》一起工作了13年，但是现在很少能在香港碰见他了，因为他去剑桥读书了。你说的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几乎都忘了，可能是我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大约是在1979年吧。
记者：在内地，大家对您作为报人的另一面可能了解不多，在香港，报业的厮杀应该是很激烈的，这与您给大家留下的那种风雅书生的感觉似乎有点不太吻合，一般人通常会以为，写出您那种文章的人肯定是坐在舒适的书斋里，看看书，欣赏玩物藏品，悠闲度日的人。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对您来说困难吗？
董：可能是我的人格分裂了。哈哈。做报纸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事业。我在英国时，曾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要帮英国人做宣传，那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情。但人还是要有一份职业才行，毕竟我要养家。但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那是毕生的事业，是不一样的。
记者：您现在这么忙，还有时间看书写作吗？
董：看书还是很多，因为即使半夜回家，我也会看两个钟头的书才睡觉。但写作，我年纪大了，也很累，写得少了，比如专栏文章，我以前每天都写，现在一周才写一篇。
记者：您的散文写得非常古雅，让人觉得似乎是与香港这座国际商城格格不入的。您在香港生活多年，这座城市对您的文字风格有影响吗？
董：我抗拒这种影响。任何感觉可能影响我的东西我都会抗拒。因为不抗拒就不会有批判的眼光，而完全没有批判的眼光，你就很难写出特别的东西来。一个作家，要有创意的话，就必须生活在个人的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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