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周本版推出报道《木心：被高估的文学大师？》引发巨大争议后，我们将继续陆续推出“文化大家重估”系列，本期请看董桥。
文化界对董桥的评价很是截然对立，赞之者云：“你一定要看董桥”；贬之者说：“你一定不要读董桥”；当然还有温和的中间派：“你一定要少看董桥”。
董桥到底有什么好看？董桥到底值不值得看？
董桥，原名董存爵，1942年生，福建晋江人。主要作品有：《另外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等。
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登柳苏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大陆文人学者好生好奇，谁人这么大口气，可，究竟谁是董桥？
两年后，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大陆第一本董桥散文集《乡愁的理念》，许多人赶紧买回家观摩拜读。有称，合上书页，满口余香，并大赞其人其字机智有趣。报章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自不必提，就连学院派的严肃论文也出现了，言其文字打通古今、贯穿东西、既野又雅、精致幽默，仿佛一夜之间，已是“开谈不说董桥记，纵读诗书也枉然”。
没过多久，不一样的声音来了。评论者杨早写下《你不一定要看董桥》，在他看来，即使好文章如董桥，也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看得、学得的。“倘不是喜欢趋时，或简直无书可读，你实在不一定要看董桥”。那何时才能欣赏董桥？暂时不想生民疾患、不为稻粱俗谋之时，才是看董桥的好时候？
看得多了，审美疲劳，渐渐有读者对其文字感到腻味，矫揉造作过甚，脂粉味道过浓，尽是小布尔乔亚的调调。不过，董桥的书还在继续出，且一本比一本精致，光看装帧就让人放不下手，只好乖乖收回家，即便只是摆上书架。还据说，时至今日，董桥作品已然成为小资必备。
这时候，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冯唐同学杀了出来，“董桥的文字，往好了说，仿佛涂鸦癖乾隆的字，甜腻。仿佛甜点，吃一牙，有滋味。吃几坨，倒胃口，坏牙齿。”读罢《你一定要少读董桥》，小资读者生气了：冯唐你根本就不懂！普通读者郁闷了：那究竟要不要读嘛？！
去年，董桥小说集《橄榄香》出版，网友“纳兰妙殊”写了篇评论，名为《董桥和他冷艳高雅清贵有钱的朋友们》，文章真真有意思，说集子里的34个短篇小说基本是一个模式。
“这些‘老民国闺秀’互换家世背景，互换生活，甚至互换丈夫，读者也分辨不出来。好像都是同一家的姊妹，同一个闺秀培训班的学生。男主角当然一定是‘老民国文人’，文采风流，学贯中西，必在英国留学，英文精通，国语流畅，民初掌故稔熟。一本书，几乎写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同一对男女。”“一模一样的人物，反复讲上很多遍，有什么意思呢？亦舒写那些白衬衣卡其裤女郎，每个故事还都稍微换个样儿呢。”
董桥粉丝总喜欢说，读董公美文的时候得焚一炉好香，沏一杯好茶，品一壶好酒……于是，纳兰同学认为，“我读董桥读不出滋味，可能是因为我不懂品茶，也不会喝酒。可能等我学懂那些风雅玩意儿，就读得了董桥啦。”
读得了也好，读不了也罢，其实董桥老先生倒是比较无辜。董先生说了，当年柳苏那句话害死他了，这么一说太容易招致反感，好在老先生对待批评也不以为意，为人做事，喜留三分余地。凡事没一定，董桥还是董桥，他继续写他的，至于读不读，读者们且自行看着办吧。
董桥掉书袋如高级“知音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专访
有的文字浓妆艳抹披红挂绿
羊城晚报：您最早读董桥是什么时候？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印象？
赵勇：当年经常看《读书》杂志，在上边看见柳苏的推荐文章，第二年董桥在大陆出第一本书《乡愁的理念》，我就买来读了。
读完《乡愁的理念》之后，我觉得董桥的文章跟自己的欣赏趣味不太吻合，感觉他掉书袋太多，有卖弄的嫌疑。后来看到一个说法，说董桥“何止是掉书袋，通篇尽是书袋”，这个说法跟我的感觉很相似。
他的东西，可以翻翻看看，但也仅此而已。他的文章猛一看，觉得有些意思，有点趣味，可以增长知识，这是董桥创作的价值，但再往下走，就不好说了。我对他的整体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小。小格局，小理趣，小聪明，小机灵，小资调，而最终就成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小摆设”。而且他的文章，脂粉气比较浓，读多了总感觉不太舒服。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文字的“脂粉气”？董桥认为，天下好文章都是“做”出来的，“真”不过是假得好，弄假成真。
赵勇：我给学生上课时就讲，如果粗略划分，有两种文学，一种是从心里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不吐不快的；一种是因种种原因“造”出来的。我感觉董桥的文字“造”的痕迹比较浓。
从古到今，好的文学都是绝假存真，避免矫揉造作。为文造情，或为文造理，可能都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董桥的文字的确太雕琢也太造作。
去年出版的《橄榄香》，那篇《自序》要好些，不太浓妆艳抹，稍微淡雅了一些，但看里边的小说，第一篇《团圆》，感觉还是没有太大改变，仍然是原来的风格。我想他这种风格可能也很难有太大改观了。有的文字浓妆艳抹，披红挂绿，有的文字自然清新，刚健硬朗。而我更喜欢那种自然清新，风清骨峻的文字。
越往后越从解构退回到消闲
羊城晚报：董桥说自己“从来不喜欢鲁迅那张革命的脸；玩事越久，自然就越不喜欢他那些革命杂文”，持有的是一种消闲的文学观。
赵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大陆的文学都很革命，很主流意识形态化。董桥的文字进来后，确实对我们那种比较僵硬的东西起到了某种解构作用。打个比方，就像当年我们总唱革命歌曲，唱了这么多年，都是高亢响亮的，忽然邓丽君的音乐进来了，软绵绵的，大家就很喜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董桥是有正面意义的。但越往后走，越退回到消闲上，我就觉得出了些问题。我并不太欣赏这样的文学观。
文学的确有消闲功能，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但成为一种追求和使命，就会取消文学本身的志向和抱负。文学还有别的功能，比如介入社会，批判社会，等等。过分强调消闲功能，必然会挤压或排斥其他功能。如果消闲功能被放大了，那么介入和批判功能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羊城晚报：林贤治在《中国散文50年》中谈道：整体的台湾散文，缺乏博大深沉的风格，有成就的散文家，比如林语堂、梁实秋等多是教授出身，且属英美派，重个人而轻群体，重知识而轻人生，作风也以雍容幽默见长，影响及于文人圈子，难免“媚雅”。就像梁实秋、余光中等人的文字，就不乏高级庸俗的例子，包括香港的董桥。
赵勇：我很认同这个判断。林贤治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十多年前我读他的《自制的海图》，就很受震动和启发。他有自己的文学观，他梳理中国散文50年的脉络，稍带说到台湾散文，这个判断还是非常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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