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勾勒百年民族苦难史

阎连科：

勾勒百年民族苦难史

“我是一个没有天赋，内心灰暗的作家，写的小说苦若黄连”，阎连科如此评论自己。在中国文坛，阎连科是最有实力和思想的作家之一，素有“苦难叙事之大成”之称，其作品的厚度和力度，亦如泥土一般的实在和沉重。自其《阎连科文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后，阎连科再度出现在聚光灯下。这套文集囊括了他三十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六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

阎连科自称上世纪90年代前写的东西70%是垃圾，那么重读阎连科有何意义？新年到来后，阎连科接受了本报的专访。他直言，写作于他，如今已经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是想证明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走动，还在和朋友、读者交流。

阎连科困境：

“仇恨使我成不了伟大作家”

写作的失落之痛：

我真不知道写什么了

与记者交谈，阎连科的开场白令人吃惊。他说，“我的写作又出了问题，之前我一直想放慢写作的速度，摒弃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那些粗糙的东西。可等把写作速度慢下来后，才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江郎才尽，自身的艺术修养根本无法达到创作一部心里所期望的作品，我真不知道写什么了。”失落之痛，这是展现在作者面前的阎连科。

阎连科今年刚好50岁，他说直到他参军的时候，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还是空白。母亲回想之下，只能断定他生在1958年，因为那年粮食丰收。至于具体日期，最后是由大队会计决定的。阎连科用“三个崇拜”来概括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崇拜城市，崇拜权力，崇拜健康。“少年时最重要的就是要逃离土地，这个逃离，从表面看，就是想吃饱肚子，想挣份工资，想过城里人的生活。”

可现在的他却说，除了妻子、儿子日常间的烦恼和微笑，让我感到了我与这个京城的世界最为细微的联系。如若不是这些，北京与我，将会是沙漠与孤独行走的一只骆驼的关系。1989年的某个深夜，我独自漫步在长安街上，内心对京城和都市的憧憬，还如朝阳对大地的贪婪。可是现在，我对北京膨胀、繁华、现代的大街小巷，都感到隐隐的恐慌。”

阎连科说，“少年时目标非常明确，逃离土地是支撑其写作的动力。后来这个目标实现了，又有了新目标，就是要成名成家，愿望非常强烈。尤其1989年前后，疯狂地写作，现在看70%是垃圾。那时候其实与挣稿费没多少关系，就是强烈的虚荣心支撑着你。

阎连科坦然说道，他的内心非常的灰暗，现在世俗的东西他都特别羡慕。想成名成家，包括想拿诺贝尔奖，巴尔扎克不就是为了挣钱，为了追求贵妇？“今天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作了。我觉得过去特别好，不管怎么着，目的明确你就活得充实，写作就有意义。但是到了今天，写作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找不到一个理由，连精神发泄都不是。”

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为什么不热爱生活就不可以写作？为什么低于生活就不可以写作？托尔斯泰的确能做到爱仇人，爱敌人。“我不能成为伟大小说家是因为心中的仇恨太多，这是没有敌人的仇恨，也不知道仇恨什么，但一切都在失去，一切都不是你希望的样子。我心里明白，需要爱人，需要调和得好一些，但又做不到。也许有一天，仇恨减少些，会重新调动起我写作的激情。”

写作已不是一件

愉快的事

阎连科强调，写作于他，如今已经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据阎连科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出版过一套文集，收录了他十几年里创作的力作。“我曾为过去作品的粗糙而叹息，说过‘回头一望而伤感’的话。十几年后再出文集时，我却不为我的作品而伤感，只为我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伤感和无奈。”

“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却在最近的十余年来，无论是写作之后，还是写作的过程之中，我都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怎样的欢愉。之所以还这样一天天地坚持写着，是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说我身体不行有点矫情，但现实已经不允许我再有一次职业选择。”

他说，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写作是为了证明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走动，还在和朋友、读者交流和私语。还有着和人掏心说话的愿望和可能。如果有一天他不再写作了，那不等于我已经死去，只是说我已经不愿意再和人说话交往；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响。

对话阎连科：

“我们对人性恶重视不够”

重读阎连科：

对民族苦难史再思考

广州日报记者：出版文集对你来说有何特殊意义吗？

阎连科：出文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事情。1996年，我就曾出过一次文集。记得我在那次文集的发布会上曾经说，出了文集之后，要么你能推出新的、有巨大突破的小说，要么就停止写作，没有别的可说。如果写的东西还是跟文集里的作品差不多，那我肯定不会写，读者也不会买账，重复是没有意义的。

说到意义，我觉得出版社可能有一个考虑，觉得我们的现实主义小说需要重新梳理和思考，因为我是相对争论比较大的一个作家，选择我可能对梳理现实主义有点意义吧，可能最终战胜我们的是主义，而不是现实。

广州日报记者：重读您的作品有哪些意义？

阎连科：重读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对民族苦难的历史再思考。在我的笔下，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超出了人们忍受的限度。同时，读这些东西，还有助于我们对人性恶的再认识。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人性恶的问题重视得不够。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恶的东西一旦有机会，就会大发作。

“我当时极端功利”

广州日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阎连科：我老家河南嵩县到现在还是国家一级贫困县，人均收入连续20年排河南省倒数第一，一年到头饭都吃不饱。我自然不安心，想跳出农门，1976年高中毕业后从报上得知张抗抗写了个小说《分水岭》，就从农村调到了省城出版社，我才知道写东西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办法，我得到启发也写，是一个30万字似是而非的长篇。入伍时，部队见我写过东西，不管好坏，让我干了连队的文书。

在部队我写得挺卖力，现在想起来，当时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呀！元旦、“八一”写个顺口溜呀，打油诗呀，反正名字见报就行。

广州日报记者：那时你搞过文学创作吗？天赋对作家重要吗？

阎连科：完全没有，我才从农村出来，一点世面都没见过，第一次见火车和电视机，《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都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说根本没有生活，怎么写小说？而且我只是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我当时极端功利。可三年后退伍了。之前我写了一个话剧《二挂匾》，在全军业余文艺队会演中获了奖。回老家后心情很不好，谁知道半个月后，突然接到通知要回部队提干，原来一个领导看了话剧后要留下我。可117元的退伍费已经买东西花完了，最后还是卖掉家里一头猪，才凑够了钱。

至于天赋我不觉得，我29岁才开始写中篇，你看现在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都出了好几本书了。

“苦难生活能成为创作源泉，但不是全部”

广州日报记者：为什么选择用方言写作？

阎连科：我只是想在写作中突破以往的语言方式。用河南方言写作是因为可以和故事背景保持一致，用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地方话来写小说，我感觉特别自由。而且它能保留一种回家的感觉，故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后的“圣地”，就像《受活》这本书封面写到的“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广州日报记者:对包括你在内，李洱、二月河、李沛甫等“河南作家群”的崛起，你认为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阎连科:巧合吧,或许是河南人口太多总要出些作家吧。这个现象没什么本质联系在里面。说河南人生活比较苦难是原因，好像也站不住脚，苦难生活能成为作家的创作源泉，但不是造就一个优秀作家的全部。

新书《风雅颂》：

写无家可归的感觉

广州日报记者：能谈谈最近你创作的作品吗？以后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阎连科: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名字叫《风雅颂》。小说以一个出身农村的大学教授为题材，写到一部分大学的生活，一部分乡村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不会脱离土地，小说还是对乡村的一个延伸，知识分子也是农民的另外一种身份。

应该说跟我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有关，至少跟我精神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永远萦绕在心头的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到北京18年了，我经常酸溜溜地说，北京不是我的家。但真正回到家你又会发现，这也不是你熟悉的乡村。所有乡村的亲人，包括母亲姐姐哥哥，他也不会把你当作当年那个孩子连科来看待。小说主人公在精神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写完《风雅颂》，我真的不知道该写什么了，至少一两年内会保持一种闲散的状态，或许等过三五年有了激情后才会继续写。

阎连科写作：

“他把民族的痛感压在了自己身上”

阎连科是最有实力和思想的中国作家之一，素有“苦难叙事之大成”的称谓。他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阎连科以超凡奇诡的想象、无与伦比的冷峻与深刻、独特的文体实验构筑了数个独立的艺术世界。其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系列。“瑶沟系列”(主要收入《情感狱》)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写苦难的开始，瑶沟是阎连科生命的摇篮，也是阎连科“情感的炼狱”，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从而开始他对乡土中国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构筑了一个关于北方乡土中国的袖珍艺术世界。“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主要收入《艺妓芙蓉》)是以历史人物面目出现的对于“活法”的探讨，展示了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遭遇，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可读性强，深得读者的喜爱。“和平军人系列”阎连科解构了军旅小说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结，回归到军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生死晶黄》。“豫西耙耧系列”，以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和《受活》为代表。在这些作品里，现实变得更加荒谬，生存到了绝境，种种怪异现象开始显现，于是作家不得不仰赖神话或寓言来演绎。

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这样评价阎连科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则认为，“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

阎连科小传

阎连科，男，1958年出生，河南嵩县田湖镇人，1978年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作品集》12卷。

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10余种语言在20个国家出版，被称作“中国目前最具爆发力的作家”。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