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
“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2018年初，电影《无问西东》上映，电影结束之后的“彩蛋”里，出现了众多清华大学师生的名字，其中有穆旦。有人看到了，用手机拍了下来，发给远在美国的查英传。查英传是穆旦的大儿子。
“里面的文字有点小错误，但这没有太大关系。”查英传此刻坐在南开大学一处宾馆的大厅里，跟我说起他的父亲。查英传长得像他的父亲，脸部曲线柔和，只是跟穆旦在照片上经常露出的微笑相比，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更加谨慎。他这次回国，为的是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纪念查良铮（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
2018年4月5日的头一天，天津竟然飘起了鹅毛白雪。南开文学院的院子里有穆旦的雕像，雕像上刻着穆旦的《冬》，院子的墙壁则刻着穆旦的《春》，在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冬天和春天就这么奇异地交融在了一起。
《无问西东》介绍，时年23岁的穆旦为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而其时穆旦已经从外文系毕业，留校做了教师。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在低矮的校舍屋顶下，和年轻的诗人们阅读着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喝着普普通通的茶，讨论着写作的技术细节。穆旦给周围的人一直留有很好的亲近印象，“没有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但年轻的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彼时的中国时局令人焦虑。陈寅恪在云南写的那首《蒙自南湖》表达了并不乐观的情绪：“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电影里，穆旦站在操场上，看着台上军人的选拔。电影最为动人的场景是从军的大学生为国舍身。穆旦并不只是时代的旁观者，他投身其中，成为中国远征军杜聿明部的一员，给参谋长罗又伦任翻译，去往缅甸，与日军作战，九死一生。特别是野人山之战，大部分人没能穿过有着“毒烈的太阳”和“深厚的雨”的原始森林。
穆旦似乎不太愿意向人提起这段经历，关于远征军，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只有寥寥数行。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他还没有机会多说。这个问题，研究者讨论甚多。在南开大学此次研讨会上，有年轻学者甚至觉得穆旦当时呈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这种症状常常出现在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人身上——回避、淡漠、焦虑，如此种种。上世纪50年代，穆旦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至同年（1942年）5月，作战失败，退入野人山大森林中，又逢雨季，山洪暴发；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
从缅甸战场回来三年之后，穆旦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的白骨》。“《森林之魅》之中看似多有夸张、奇异的描绘，多有超常规的表述，实际上，熟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惨烈情形的读者会知道，它们其实都可说是作战及撤退途中残酷的自然场景的实写——诗歌所写的乃是那样一张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淹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易彬是穆旦的资深研究者，这是他对《森林之魅》的分析。12年前，他作为博士研究生来南开大学开会，也是因为穆旦。这些年，他已经写出了好几本研究穆旦的专著。
查平和哥哥查英传一起回国参加这次纪念穆旦的会议。查平是穆旦最小的女儿。穆旦去世时，她未满17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起过自己在军队中差点死掉，只是长官给药才让他活了下来。她并不知道父亲参加的是哪个军队，不知道他参加的战役是在何处。好多年后，在读到父亲写的《森林之魅》后，看到那些被幻化的惨烈和恐惧，她才明白父亲经历了什么。“年龄大了，我才读懂了父亲的一些诗，年轻的时候真看不懂。”查平如今非常有感触。
在父亲生前，穆旦的子女们只知道他是“右派”，别的了解不多。
年少时，查英传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栏写的是“职员”。穆旦那时候是南开大学的职员。直到2006年，查英传和一些穆旦的研究者在南开大学档案馆看到了父亲的档案，穆旦“本人成分”一栏写的是“伪军官”。
办报
在南开大学，查英传继续跟我说着穆旦的“历史”。“他在东北办《新报》的时候，青年军207师给发的薪水，这也是一个历史污点。”
1946年4月22日，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穆旦任主编。《新报》受青年军207师资助，但并非军队机关报。师长罗又伦挂名“董事长”，为办报找房、筹款、供应纸张等等，但并不过多干涉具体业务。这份报纸开始是一张四开小报，5月7日改版，成为对开大报，后来还曾扩版到对开一张半的大版面。《新报》发展迅速，成为东北重要的报纸。
穆旦此时办报，除了罗又伦的邀请，还因可以获得稳定收入，在东北居住，离身处北平的家人较近，便于照顾。“通过办报为战后的和平与民主开始新的‘探险’，不失为诗人再度搏求的初衷。”这是李方的看法。李方是恢复高考之后上大学的那批大学生中最早研究穆旦之人。与穆旦有关的许多著作后来都由他主持编撰。“我当时读了穆旦的诗，觉得写得太好了，但纳闷的是，这样一个人，文学史上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孙玉石，他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我就跟着他发掘史料，开始寻找穆旦。”李方找到了许多《新报》的资料。
从《新报》刊登的文章能看出穆旦办报的主旨。1947年4月22日，《新报》周年纪念特刊，穆旦以主编身份撰文——《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摘录其中片段如下：
一年来看了不少的新闻稿，发现报纸文字也有一个不自觉的积习，就是好阿谀官吏，这倒是自己凑上去的。时常看到“某局长亲临致训”，“听众无不动容”，“经某市长如此改善，民众无不感激涕零”。有时明明是民生凋敝，偏要说“万民同庆”，“溥海同欢”；明明是随随便便一个仪式，偏要说它“隆重严肃”；明明无精打采，偏要说它“精神奕奕”。报纸文字不但变成僵死的硬壳，对于民众也灌输了不良的概念，仿佛官吏都是高高在上，永无错误，永远庄严的偶像……
要报人富有良心、明智和勇气，三者不可缺一，然后才可以真有“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本报同人愿意本着这个目标，与本市报界同人共勉之。
良心、明智和勇气——这又让人想起电影《无问西东》里的话——“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这不是时代的幻光，这是一个时代的闪耀之处。穆旦希望呈现的是一个“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诗句出自穆旦《诗八首》）。
可是，到了1947年7月29日，《新报》接到国民党辽宁省政府通知，限令其即日停刊。《新报》公开向社会发出呼吁，据理力争。
《新报》被停刊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因为揭露辽宁省主席徐箴有贪污嫌疑。一种说法是“替共军夸大四平战役”。另外，穆旦会讲俄语，和俄中友协人士有所接触，一些人觉得他有“左”的倾向。
李方研究《新报》历史发现，当时207师驻地由沈阳转至抚顺，省政府趁师部换防而鞭长莫及，迫不及待下令《新报》终止发行，根本未容报社注册的属地沈阳市管理当局插手过问，而是直接派省警备厅将报社查封。
为了办报，穆旦几乎停止了写诗。《新报》开辟了副刊，发表了冯至、沙汀、叶圣陶、俞平伯、袁可嘉等人的作品，也让朱磊这样的失业青年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朱磊的一篇描述新婚生活艰难的日记获得了《新报》1947年元旦征文第一名，奖金一万两千元。这笔钱让困窘之中的年轻人添置了家具，感到了片刻的欢欣。穆旦还亲自去他们“简陋不堪的日式小屋”里访问，看望获首奖的作者。
《新报》被查封之后，穆旦与朱磊夫妇告别，留下了20册《穆旦诗集》。朱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年秋天，穆旦来告别，他带着不无感慨的心情说：‘我要去读书，深造，远行……’当年远行抗日，现在他要回到他的诗的世界。”
穆旦离开东北，辗转北平、南京、上海、重庆、曼谷等地，工作积攒了一些钱，然后去往美国。他当时的女朋友周与良已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到美国后，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49年底，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结婚。证婚人之一是周与良的五哥周杲良。
归来
如今的南开大学校园里，有两栋醒目的大房子，一栋是叶嘉莹的，一栋是陈省身的，房子成为了游览景点，许多人在此拍照留念，这是南开厚待海归人士的标志。陈省身曾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我们常去他（陈省身）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
在芝加哥，穆旦又见到了罗又伦夫妇，穆旦夫妇陪他们游览芝加哥，吃饭，聊中外诗歌。准备离开时，罗又伦对穆旦夫妇说，欢迎你们随时来台湾。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罗又伦。这一年是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恢复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罗又伦被任命为校长。
同时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还有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几个好友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面对中国的变化，巫宁坤和穆旦主张尽快回国。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了俄语，他认为这是新中国所需要的，他的俄语成绩甚至好过英语。
1953年，穆旦和周与良几经辗转，回到了国内。他们在芝加哥大学一起租房子的室友巫宁坤此前已经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不久，穆旦成为了南开外文系的副教授。周与良则任教于南开生物系，创立了微生物实验室。
回国之后，穆旦把许多精力放到翻译上。穆旦译诗很快，极其投入，平时少言寡语，实际是沉浸其中。“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周与良回忆，“他在物质上无所求，饮食极简单，穿着极朴素，翻译中忘记吃饭，仅吃些花生米之类。”刚回国不久，他就翻译了几部苏联的著作，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
穆旦一家搬到南开大学东村70号，与巫宁坤为邻。很多年后，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里写道：“良铮爱喝一杯，但从不过量，有时他特地骑车从官银号一家老店去买一些酱牛肉之类的酒菜，捎来我家小饮。三杯两盏下肚，海阔天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几乎是穆旦在南开大学最后的惬意时光。
王宏印是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2000年，他从陕西师范大学调入南开大学。入职南开，打动他的一个原因便是穆旦曾经在这里任教。他刚来到南开的时候，问起南开外语学院的学生，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而且曾经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员。
王宏印拜访穆旦的家人和同事，搜寻他的资料和作品，想给这位诗人和翻译家写一部传记。“也让许多热爱他的诗和他译的诗的人们记住他，至少不要这么快和这么容易就忘了他的诗和为了诗才活过一生的这位真正的诗人。”
到南开外语学院不久，王宏印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关于《红楼梦》翻译的研讨会。
巧合的是，当年改变穆旦命运的就是1954年在南开中文系、外文系和历史系共同举办的一次《红楼梦》研讨会。“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是周与良回忆中的“外文系事件”。这件事情被扩大化，校方将以巫宁坤为首，周基堃、查良铮等人积极参与的教师定性为反对领导的“小集团”。
1955年，穆旦填写的“社会关系”一栏里有巫宁坤：“巫宁坤，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和他在美国同学，返国后同在南大任教，来往颇多。群众。但因和他来往可能阻扰自己进步，决定此后不再来往。”
“不再来往”只是应付的说辞。1958年，巫宁坤被下放至北大荒，每次其妻回天津，穆旦都要探问他的情况。1962年，穆旦接到巫宁坤从安徽大学发来急报，立即汇去了数倍于巫因失窃而丢掉的钱。“文革”中，巫宁坤全家被遣送去农村，“良铮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一家无以为生的苦况，又汇来了一笔钱，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查英传现在还跟在美国的巫宁坤保持着联系，这次回国开会之前，还打电话问候了巫宁坤。“他（巫宁坤）现在状态不错，他自己重要的愿望也都完成了。”这些重要的愿望包括写成了回忆录。在其回忆录里，巫宁坤多次写到了穆旦。
易彬认为，南开大学当年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无疑可以看作席卷全国的批判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外文系事件”乃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在南开的一个异种：在相当程度上，巫宁坤、周基堃、穆旦等“外文系事件”的几个主角，乃是受了“红楼梦研究”批判风气的鼓励——一种时代性的风气鼓励，站出来发表意见，如此一来，一种反抗权威的冲动就变成了切实的行动。
1958年底，穆旦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除了之前有参加国民党军队等罪状，还有“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
下放
1957年1月，对于诗歌爱好者来说，有一件备受瞩目之事——《诗刊》创刊。当年，许多人排着队去抢购这本文学杂志。臧克家是刚创刊的《诗刊》的主编，他在1957年4月致信周扬：“《诗刊》一下手，就想联系新老诗人，鼓起他们创作的兴致。各种流派的诗人（如穆旦、杜运燮、方令孺、王统照、冰心……），我们都写信约稿。‘百花齐放’后，我们打算约些老诗人聚谈一下，想约朱光潜、穆木天等。老舍先生也给我们写了‘谈诗’的文章。也约过茅盾先生（胡乔木同志也约过）。”
“如果说，刊物的自由风格是一种宽泛的鼓励，那么，这些来自新中国首都的著名刊物的约稿所带来的鼓励无疑更为切实。当然，这种鼓励虽是个人亲身经历及艺术修为使然，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行为，从属于时代大语境。”易彬说。
1957年5月7日，报纸刊出了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穆旦”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同年，《诗刊》第5期刊出了《葬歌》。《人民文学》第7期刊出了“诗七首”。
“诗七首”里有一首《我的叔父死了》——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
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
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易彬在分析这首诗时说，“对于庄严的、审判意味浓郁的历史而言，这样一种‘哭’与‘笑’并存的诗歌，在当时无疑是一服充满讽喻色彩的‘毒剂’。”
而这首诗的最后一部分至今仍令许多人惊叹。
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
它的枝叶缓缓伸向春天，
从幽暗的根上升的汁液
在明亮的叶片不断回旋。
“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学者赵毅衡对这首诗的评价极高。“这句诗像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像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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