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化总是让穆旦思考希望与“希望”。1957年的《葬歌》里的“希望”是打上引号的，这是一种疑问。也许让穆旦产生疑问的是他心中的理想，欢乐总是与痛苦并行。“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这是穆旦在1976年写的《理想》中的诗句。这是他的思考。穆旦和他的诗像是闯入的“捣蛋分子”，他在1957年发表的那些晦涩的诗句很快遭到了批判，而他本人在1958年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穆旦被赶出外文系，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也就是打扫卫生。他在1959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当时的图书馆长）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穆旦拿到“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岳父周叔弢，然后把周与良叫到岳父家才告诉她。穆旦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机关管制三年，但仍和家人住在一起。
穆旦的岳父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市副市长，帮不了自己的女婿么？我向查英传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可能看在我外公的面子上，才没有给他下狠手。父亲应该还是沾了光。”查英传说。
周叔弢是天津的著名人士，实业家、收藏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家是祖籍安徽东至的望族。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曾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穆旦和周与良结婚之后，好友杨苡曾开玩笑说他是“豪门贵婿”。
之后的穆旦只是沉默寡言。“从此我们家没有亲朋登门，过着孤寂的生活。”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穆旦劳动。
1962年初，管制解除，但每逢“五一”、“十一”节假日，穆旦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他受管制三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春节期间，他不能带孩子去北京拜年，只能推说忙，把父母接来天津。
“文革”开始之后，穆旦一家境遇更糟。1968年6月，他们被从东村70号赶到了13宿舍。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许多物品都堆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书桌。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穆旦把桌子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不断地工作，不断地翻译，大概是他能暂时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来的唯一方式。
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一批人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个公社相隔几十里。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夫妻两人仍处完县两个村庄。
1970年1月，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他向妻子自责，不是因为他一家人不会这样。他只停留了半小时，便又往回走，因为还要走几十里地才能回到公社。周与良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这是那个年月里动人而心酸的一幕。
交往
许多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查良铮是因为王小波。他在那篇流传甚广的《我的师承》里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查良铮，他认为查良铮的翻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文字。
与王小波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很早就知道了查良铮。查英传在内蒙插队当知青的时候，有一次到别的公社去玩。有人见他姓查，来自天津，就试探着问和查良铮是什么关系。查英传感到惊讶：你们怎么知道我父亲？别人说，我们读他翻译的诗都好多年了。孙志鸣就是这样认识查英传的。
穆旦喜欢跟造访的年轻人聊天。“父亲要是在世的话，一定会跟你交好朋友。当时好多年轻人来我们家。我记得有一个部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到我们家去，我父亲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他说他喜欢诗歌，想找他请教，父亲特别高兴。”查平说，“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写东西，可能是翻译诗，也可能是在写诗。我那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家里人不愿意听，他就叫我到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里写。我以前以为做学问的人都这样，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像他那么疯狂工作的人。”
查平提到，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她看到家里一本“穆旦”写的书。“我爸爸对我说，这是我的笔名。我说为什么叫穆旦呢？他说把‘查’字拆开，就是‘木旦’。”这是穆旦极其少的向子女说起他就是“穆旦”的时刻。在查平的印象里，父亲虽然这么倒霉，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仍然是挺幽默的。
那些年的来访者中，有一个年轻人叫郭保卫。郭保卫跟穆旦的交往几乎为中国保留下了一段重要的诗歌史，让后人了解了更多的穆旦。
郭保卫与穆旦结识，是通过老朋友杜运燮的介绍。1975年夏天，穆旦在北京度暑假。郭保卫当时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在此之前，他看过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选》等作品，他向杜运燮打听，明白了查良铮就是穆旦。
他把自己写的诗给穆旦看，此后，他们多次书信来往，谈论诗歌。
郭保卫与穆旦有过三次会面，留下书信29封。郭保卫说：“他需要的也许并非有资格的诗歌与翻译评论家，而迫切需要和久久渴望的，应是心灵的理解与沟通。”
穆旦和郭保卫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在北京火车站告别，穆旦向郭保卫提出了问题：“你为什么弄诗呢？”“你当个演员，多快乐，为什么要和我认识呢？”
此后的通信中，穆旦发表了对诗歌或写作的真知灼见。
——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注意：别找那种十年以后看来就会过时的内容。
——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会成了时代的作品。
——谈到文学写作，过去的文学题材内容既窄而又不符合许多现实现象。因此留下生活上的一大片空白没有得到反映。这是我感到值得注意的。
……
穆旦喜欢鲁迅，他在信里跟郭保卫谈到过鲁迅。
1973年后，穆旦买了不少重印的鲁迅著作。穆旦在《热风》扉页写下鲁迅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查英传在穆旦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到了鲁迅的那本《热风》以及父亲的题字，他觉得这就是父亲的人生信条。“他面对人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一件令穆旦高兴的事情是，“四人帮”倒台了。“‘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是我告诉他的。我说，‘四人帮’倒了，你知道吗？他就笑一笑。”查平说得很生动。
此时，穆旦觉得寄出多年的《唐璜》译稿可能会有机会出版。他写信给北京的郭保卫，托他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一问。出版社的编辑告诉郭保卫，这部稿子他们早已看过，觉得很好，只是由于当时形势所限，才一放五六年。这对穆旦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他跟老友杜运燮谈道：“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这种拜伦诗很有前途，可发挥相当影响。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我把拜伦和普希金介绍毕，就可以睡大觉了。也不再想占用时间译诗了。”
1976年12月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在信中一再和友人分享这样的喜悦。在翻译过程中，他也在分享这样的喜悦。查平还记得，父亲整天埋头译诗，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刚译的诗稿给家里人念。
但穆旦的乐观是谨慎的，他在给巫宁坤的信中说：“你别替我高兴太早，那本译诗只是编辑先生赏眼而已。我的傻劲、神经、太闲和不甘心，才支持我弄这些劳什子。”
穆旦与友人的通信中，有了许多对人生的感慨，他在给老朋友董言声的信里写道：“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便要让你来扮演老人；以后又是不等你准备好，就让你下台。想到此，很有点自怜之感。而且世界也不总是公平待人，它从不替你着想，任你自生自灭去……”
穆旦在1976年5月写了一首《冥想》：“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仿佛是他的人生总结陈词。
彼时，穆旦的腿伤仍然糟糕，一年快过去了，骨折处不仅没有痊愈，反而有了新的裂口，需要手术。
1977年1月5日，他给巫宁坤的信里说：“我的腿也立足于天津治疗，正在设法中。一点小事，可以闹到致命，但愿我这一局尚不致于此。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莎翁说，生活是个坏演员，的确演得很乏味而不精彩。”现在看着些话，有点一语成谶。
1977年2月25日上午，穆旦被家人接回家洗澡换衣准备手术。吃完午饭，穆旦感到胸疼，医生来家里做心电图，查明是心肌梗塞，下午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好转。26日凌晨，状况突然恶化，抢救无效，穆旦去世。
查平回忆起父亲去世前几天，在要入院之前，他把一个帆布小提箱交给她，里面全是译稿。
查平今年已经58岁，在南开大学的会场里，有读者拿着穆旦写的书和翻译的书来找查平签名。外语学院的大厅里，摆满穆旦的作品和研究他的著作。
许多年轻的研究者抓住查英传和查平难得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丘特切夫诗歌的翻译。1963年3月，穆旦就已为译著《丘特切夫诗选》写好了万字以上的《译后记》。到了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突然来信告诉穆旦家人，诗集已经出版，请家人去领稿酬，穆旦家人才知道他曾经翻译过这么一部诗集。
穆旦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告诉家人。许多写作他都是背着家人进行。他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诗，是写在了信札、小纸条、日记上。1980年代初，小儿子查明传准备把一个家里的旧衣架送给同学，搬运的时候，发现衣架底座有一个信封，信封里有几张纸，纸张上有穆旦写的长诗《父与女》，这首诗至今没有发表。
1979年，穆旦去世两年后，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周与良为穆旦写过很多平反申请，但是开始并不顺利。查英传特别提到了李政道。1970年代末，李政道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回国，受到国家贵宾级别的招待。李政道提出要见自己的老朋友周与良。“我母亲说不能见，他（李政道）是国家的贵宾，我们这是什么家庭身份，我们家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呢。有关方面马上让南开大学去查，为什么还没平反？这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李政道对我们家帮助很大。我的妹妹查瑗北大毕业，准备出国，李政道帮她申请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查英传说。
穆旦平反之后，起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唐璜》在1980年出版。当年送给穆旦《唐璜》英文原著的好友萧珊（巴金的妻子）已经在1972年去世。
未来
到了1990年代，穆旦为人瞩目是因为北师大的王一川和张同道在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时候，重排座次，把穆旦列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第一位。那套文库另一处轰动的地方是，在小说家座次上，金庸被排在了第四位。非常有意思的是，穆旦和金庸是堂兄弟关系，他们的先祖都来自浙江海宁袁花镇的查家。穆旦从未到过海宁，但他在所填表格“籍贯”一栏写的都是“浙江海宁”。他的祖辈是从海宁移居天津。查良铮把“查”姓拆为“木”和“旦”，取笔名穆旦。查良镛把“镛”名拆为“金”和“庸”，取笔名金庸。两位查氏后人用一种相似而又奇异的方式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
我曾经去过浙江海宁袁花镇，那里有一处“金庸旧居”，其中一部分空间用来介绍查家在袁花镇的历史，这一部分写到了穆旦。查家是江南望族。旧居里挂着康熙给查家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在清朝，最有名的是查慎行，他因文字而获罪。查家人跟文字之间一直充满故事。
穆旦最近在大众媒体上被传播极广的一次，是因为凡客诚品的老总陈年。
陈年年轻时就是穆旦的粉丝。他17岁时，在老家山西闻喜县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九叶集》，知道了穆旦。他曾经走在路上，大声朗读过穆旦的诗。他当时的女友给他读过穆旦的《冬》。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陈年在2016年做了以穆旦为主题的T恤，其中一件便是大大的“查”字。这是穆旦头一回以这样的方式为世人所见，陈年只选了四个人的作品印到自家T恤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穆旦、张爱玲、鲁迅。这是他喜欢的作家。
T恤做出来之后，陈年上了一个节目，接受采访。谈到穆旦时，主持人说，“这就好像我们看到周杰伦吧？”陈年回答，“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吧。一百年后，大家肯定都还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这番言论一出，陈年在网络上被周杰伦的粉丝怒骂，一时掀起轩然大波。
“主持人说到周杰伦时，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我问陈年。
“这是自然反应，”陈年有些无奈地说，“这么好的一个诗人，竟然通过这样的事情被大家知道。”
“这件事对你有困扰吗？”
“困扰谈不上，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世界，你很难把一个真相，一个高低，和别人来讨论，尤其和大众讨论，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足够了。没关系，我们就身处这个时代里，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
“你不怕得罪人？”
“为什么要怕呢？我都安全地活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怕的。”
“为什么要做穆旦的T恤？”
“就是因为我喜欢穆旦。别人喜欢什么我搞不清楚，但我自己喜欢什么我知道，我就做我喜欢的。”
2016年，查平回国的时候，陈年通过别人联系上她，请她吃饭，很少发朋友圈的陈年发了一张和查平的合影，表达自己的欣喜。
南开大学纪念穆旦的诗歌朗诵会上，学生们念的最后一首诗是穆旦翻译的奥登诗作《悼念叶芝》：
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直到黑夜之深渊，
用你无拘束的声音/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靠耕耕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
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朗诵会结束，很多人都在跟查英传和查平合影、聊天。早些时候，我看到一位外语学院的学生上来跟查英传说话，使用的竟然是英文，她大概以为查英传是在美国出生的ABC。查英传马上说，请讲中文。我在一旁看着这个场景，忽然觉得，在这一番热闹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穆旦呢？穆旦如果活到今天，他在会上又将如何发言？
穆旦在3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给自己的诗——《三十诞辰有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
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
4月里，我乘坐西郊线轻巧的有轨电车，去往北京香山，空气在升温，春天的气息已经很浓郁，车窗外，“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我找到了穆旦和周与良合葬的墓。周与良在2002年去世。墓前有许多凋谢程度不同的鲜花，显然最近有不同的人来扫过墓。墓地的青石板上刻着穆旦的生平。墓里面放着一套穆旦翻译的《唐璜》。
在墓前，我想起2001年10月2日，88岁的北大历史学教授周一良给自己78岁的妹妹周与良写的一封信：
……几十年来，你与穆旦同辛苦、共患难，酸甜苦辣不知尝了多少。对穆旦而言，你是很大的安慰，对你而言也无愧于心。
我进一步想到，人死之后，都不会立刻被人忘记。但是后人记住你多久，就大不一样了。像我这种历史学家，也许三五十年以内，还会有人想到，过此就无人问津了。自认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以及×××、×××等，他们的发明创造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为他们的后学所记忆，为人们所称道。只有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才能够千百年为人传诵，可谓真正的不朽。
我常常幻想，多少年以后，“泰山情侣”的墓前，未必有人流连，而诗人穆旦的墓前，千百年后还会有人低迴徘徊，不忍离去。
（主要参考资料：《穆旦诗文集》（李方 编）《穆旦研究资料》（李怡、易彬编）《穆旦评传》（易彬 著）《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王宏印 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丰富和丰富的苦痛》等）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58期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天津
实习记者 王双兴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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