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我们回望康德、但丁等诗哲，试谈对诗歌本质上的哲学意义或者说哲学诗意的理解。
刘春：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被许多诗人和学者所引用，著名诗人、学者郑敏老师甚至为此写了一部专著：《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可见其中的认同程度。一个中国的诗歌大家、著名学者和一个西方哲学巨擘对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具有如此深刻的共识，这里面不会是毫无道理的。在我看来，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但相对于其他哲学，这种哲学具有特殊性，它有神秘、幽微，难以捉摸，没有定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种诗观，但这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什么叫诗歌”，围绕在它身边的除了文字、激情、生活、经验、学识等，还有其他很多语言无法说清的因素。这一切，构成了诗歌的魅力，使诗歌具有了大海般深邃的空间。
2、曾有学者感叹：“目前，一般诗人的作品都高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此话言过其实呢还是确实如此？请提出你的三条理由。
刘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发出这种感叹的学者的立场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说话。但无论如何，那种“诗歌的进化论”观点都十分偏颇。从诗歌技巧的探索方面看，90年代以后出现的诗人们是有资格骄傲那么一下子。但诗歌并不仅仅是语言的竞技和技巧的建构，它还有内容，以及整首诗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而且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内容高于技巧，与时代形成共振高于自我冥思。如果说语言和技巧是汗和泪，那么内容则是血和精神。当然，并不是说后者永远比前者重要，而是说它们只有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古往今来流传于世的名篇佳作，没有几篇是不注重内容而徒以技巧的出众取胜的，更没有脱离于时代生活而在小圈子孤芳自赏的。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修建》一文中所说:“造房子是为了居住，而不是为了供人观赏，修建的主要原则是实用，然后才是雅观。当然，二者兼顾最好。”
在我的阅读范围看，80年代的不少作品直到现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北岛、舒婷、周涛、海子、欧阳江河、西川、柏桦、于坚、李亚伟、韩东等人在80年代创作的一些诗歌至今仍然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最高峰。
3、你认为未来五年新的诗歌精神、主题意蕴和新的美学元素是什么？
刘春：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认为”，只能“期望”。我期望未来几年的诗歌在保持智性的同时，身体的力量能得到增强。——我所指的“身体”不是一味的崇低甚至抱住“下半身”不放，而是强调诗歌与身体、心灵的痛感相关，与写作者的生活相关而不是凌空蹈虚。我期待时下流行的一些狭隘的诗歌观念能尽快得到修正。比如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打工诗歌”过于蔑视或过于拔高，以及强行将一些具有独立品质的诗人贴上“打工诗人”标签的做法，都是评论界急功近利的表现。我期待诗人们成熟起来，沉心阅读、写作和思考，不要寄希望于网络炒作，更不要盲从于别人策划的事件……
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五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跋涉。
4、诗歌发展到今天，矫揉造作的抒情已被一些诗人抛弃，对生活和诗的深入理解，对现实、对诗的敏感和发现，常常给人以启迪。这种智性写作和未来主义精神可能是中国新诗进入较高层次创作的前提吗?你以为广西诗歌如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创作？
刘春：我不认同你把诗歌中的抒情认为是“矫揉造作的”，抒情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说，在诗歌中不合时宜地、矫揉造作地抒情将被抛弃，我同意。其实，无论在什么时候，在诗歌中矫揉造作地抒情都会被人抛弃，有的抒情诗歌之所以不被“抛弃”，要么是它能够将“矫情”的成分掩饰得天衣无缝，让普通读者难以察觉，要么是因为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矫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辨别这些微妙的差别需要慧眼。一句话：抒情的诗风没什么不妥，只要它不是为抒情而抒情。
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诗歌就是探索，就是求新，就是不能使用“陈旧”“老套”的词语。这是一种误解。在诗歌创作中，词语与技巧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如何将它们与需要表达的内容达成平衡。“陈旧”和“老套”并不等同于“陈词滥调”，杰出的抒情同样能增强读者对生活的理解，对现实的发现。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这首短短的词中，出现了春花、秋月、往事、小楼、东风、雕栏玉砌、朱颜、春水等庸常的词汇，但它们经过诗人的艺术处理和精神的灌注，呈现出何等生动和刻骨铭心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认为《虞美人》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海子这首《村庄》：“村庄, 在五谷丰盛的村庄, 我安顿下来/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珍惜黄昏的村庄, 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在这首典型的抒情短诗中，俗套的词语举目皆是，但你觉得它俗套吗？
诗人的内心不是机械厂，诗歌不是模具，不能批量生产，也不能笼统命名。评价一首诗或者一种风格的优劣，只能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而不能“一棍子打倒一船人”。当然，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而言，我比较喜欢抒情与智性相结合的作品。至于广西诗歌如何才能进入更高的领域，我想，最终还是看每个诗人的个体是否足够强大。而目前，广西诗人中有高远的文化视野者并不多见。
5、本土文化在你的诗歌创作中占据多大的意义，比如曾给过你怎样的灵感或启示？
刘春：我一直弄不清楚本土文化在我的诗歌中占据着多大的意义，我的诗歌写作似乎很少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我早期的诗歌观念是从广泛的阅读中总结出来的，近几年的写作则与我对身边环境的思考相关。因此即使存在本土文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一般人看不出来，甚至写作者本人也难以觉察。那种以为广西有刘三姐，有十万大山，有桂林山水，有花山壁画就必定会有好诗歌的想法是十分可爱但自以为是的乐观。哪个地方没有一些有特色的山水和民俗呢？一首诗歌好不好，重要不是题材，而是决定于诗人的思想是否深厚，灵魂是否强大，对语言技巧的掌握是否娴熟，以及将语言、技巧和思想融洽结合的能力。
在外界看来，广西诗歌有几个“群体”，而且各个“群体”的创作观念不甚相同，但这不是本土文化的驱动，而仅仅是诗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有区别。广西大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及观念还远远谈不上“文化”。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如果真有“群”，那么诗人们在得到“群”的温暖的同时也要警惕被同化，就像我多年以前写的一首题为《广西》的诗那样：“即使你们抱成一团，也要成为单个的自己”。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最终能否成气候，与各自的天赋、学识和生活的厚度以及勤奋程度有关，一味地跟在人家后面叫嚷而毫无主见的诗人，只能一辈子当文学乞丐和学徒。
6、当前的写作是否存在需要警惕的陷阱抑或圈套?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并将其指出,以免诗歌陷入越来越孤僻、也越来越偏颇的境地。
刘春：我觉得当前的诗歌创作环境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只要政治方向没偏差，诗人的探索基本上不会受到干预。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媒体对诗人内心的诱惑和污染。先进的炒作和包装方式的出现，会使一些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心智变得脆弱甚至功利起来，他们无心思考，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琢磨如何成名。这对诗歌发展不是一件好事。好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不为时风所动、默默坚持的人们，他们及其作品的存在，维护了诗歌以及“诗国”的尊严。对这些诗人，我们应该持有敬意。
7、从生态的现实看,诗人的艺术生命都不是太长,大部分诗人都只能说他年轻时曾经是一位诗人,从始而终同时又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可说凤毛麟角,这是否涉及到精神背景和知识构成的问题，把诗歌作为一生的梦想并进行实践，需要怎样的支撑和滋养？
刘春：在诗坛上至少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只要一个人曾经写过诗，他就是一个诗人。另一种是：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诗人，不在于他写作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能否写出令人服膺的佳作。第三种则比第二种更为严格：不仅看他是否写出佳作，还要看他的耐力。
其实这三种观念并无多大冲突，可以并行不悖。如同人们常说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世界很大，对事物的需求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支撑一个诗人的动力有很多，很多年前，我喜欢去图书馆阅览室翻阅现刊的诗歌目录，里面时常出现的诗人名字常常使我受到刺激，产生和他们一比高下的冲动。另一些时候，我喜欢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这些都是不错的鞭策方式，当然，这也只能是外在的方式，严格地说，一个诗歌写作者要成为真正的诗人，必须同时具备如下几个条件：较高的天赋，广阔的文化视野，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关于这几个问题，我曾在多篇文章里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8、就诗歌延续的意义上,我们除了要在更年轻甚至是低龄的层面发现新人,也需要在老诗人中保护并发现新生增长点。此意你以为如何？对本刊的诗歌栏目建设有何建议？
刘春：在稳住旧人或激发旧人的潜力的基础上发现新人，是一个刊物的责任。《广西文学》刊发的诗歌以及《广西文学》编委会对诗歌的重视，在中国的省级文学刊物中至少属于中游偏上水平。诗歌编辑的视野比较开阔，能接纳各种风格的作品；刊物领导有雅量，舍得为诗歌开辟专号。能否像《花城》那样，每期用比较大的篇幅一次性地推出一两个比较成熟的诗人的作品？这样也许更能树立一个刊物在诗人中的形象，也能帮助一个诗人树立其在诗歌界的形象。一个刊物能让大部分作者以在上面发表作品为荣，就是最大的成功。
9、无论怎样，我们的诗歌理论还是发达的，但诗歌批评一直是个病夫；而中国足球是个病夫，足球批评却是条硬汉。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中国足球的批评对中国足球的建设是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你以为我们的诗界需要怎样的民主力量呢？
刘春：中国的足球批评对中国足球的建设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吗？我不敢苟同，我们看到的所谓足球批评基本上是过嘴瘾，属于嘻笑怒骂的杂文范畴。诗歌和足球、诗歌批评和足球批评是两码事，不能类比。诗歌是心灵的事业，足球更主要的还是属于体质和技术。技术是可以分析的，而诗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体，其中的幽微之处，没有真正进入过的人无法感同身受。所以，一个瘸子可以成为十分优秀的足球评论家，一个博士却不见得能理解一行诗歌。如果说中国的诗歌批评有什么问题，那是因为大部分专家学者其实并不热爱诗歌，他们从事诗歌批评，只不过是要保证自己每个月能从国家机构领取一笔赖以生存的薪金而已。这种对诗歌缺乏领悟能力的批评家的作品，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值得庆幸的是，近十年来，中国诗歌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大量“自己人”加入了诗歌批评的队伍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人批评家”现象，为当代诗歌批评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家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或者曾经是诗人，比如陈超、程光炜、王家新、周伦佑、西川、于坚、张清华、敬文东、黄灿然、臧棣、周瓒、伊沙、蒋蓝、赵思运、刘诚、荣光启、霍俊明、姜涛、胡续冬、梦亦非等。——当然，如果读者愿意谅解我的狂妄，上面这份名单里还应加上“刘春”两个字。
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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