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诗人牛汉说他小时候在家乡的芦苇荡里，曾见过一只身体极轻的死老鹰，当时并不明白原因，以后才知道这是因为耗尽心血，燃烧干净所致。
二十世纪也是拼命燃烧的世纪。190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翻天覆地的一年，那一年科举结束，我以为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以后才知它是中国最不同于西方的根本之处，也是中国文明经久绵延的奥秘，怪不得当时有那么多人痛哭失声，长跪不起，如丧家之犬，原来科举一消失，那种中国文人侍奉了几千年的中国精神也会跟着消失，个人主义就会紧跟着大肆盛行。他们节节败退，而破坏最后还是来到了根部——科举的消亡意味着文明很可能会在民间流落而不会在制度里得到保存和发挥，那些老臣们究竟在痛哭些什么呢？科举乃是对虚与实的的共同敬重，同时也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的神圣性，这是需要一种大智慧的，在古代政治制度里，虚与实、有与无是并重的，并非偏于一边，这就是现在的人们早已忘了的最重要的祖先的遗产——中庸之道，士大夫阶层明明是虚的部分，一个国家也就靠此来延续。文武之道就是虚实之道，现在的武是科技，文在哪里呢？中国从前有着严密的文化体系，文明才得以安然延续，妖魔鬼怪所以才不能现身，现在这一体系被破坏了，各种妖魔鬼怪也就乘虚而入。为什么世代的中国人都喜欢陶渊明，不就是虚实之道在他身上完美实现了吗？科举制度实际是为民众创造了强大的推动之力，鞭策之力，为国效劳之力。我常常觉得无事可干，找不到一种推动力。我们从商王朝开始就有比干为国而死，一直到文天祥、王国维，浩浩荡荡，汇成一条死之长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推动力让他们死了呢？这真的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二十世纪诗人的命运从刚一开始就是悲壮的，像王国维这样的诗人是以死来殉天地精神的，他的死实际是屈原独立不迁的天地精神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余响。他深知那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政治体系，一旦崩溃，诗人也就唯有一死。
“虚”的部分，在过去甚到普及到一个个村庄，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他们村庄里的一座小庙，庙里有一个半路出家的老和尚，人们都叫他汪斋公，他胡须花白，喜欢吃烂咸菜。他一般在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就起床敲木鱼了，鸡叫第一遍一般是一二点钟。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就爱到汪斋公的庙里去玩，庙里有很多高大，金晃晃的菩萨像。
以后,很多人涌到了汪斋公的庙里，打他，逼他吃肉，他死也不吃。后来他们把他赶出了庙，那些金晃晃的菩萨全不见了，有的被砸碎，有的被顺手带走。有一尊菩萨像特别大，说是龙王菩萨，也被一刀砍断，扔到河里，这檀木做的龙王烧出来很香，一般人哪个人敢砍？哪个敢把庙拆了，哪个敢把金晃晃的菩萨像砸碎，搬回家？据说都是那些无知的，一无所有的穷人做的事。
我母亲接着回忆，五十年代后期，突然来了一群人把推倒的汪斋公的庙用水泥砌起来，在里面做子弹，做重机枪，他们经常听见河面上试练子弹的声音。文革的时候，人们又想起来这曾经是汪斋公的庙，又把它拆得只剩下几根柱子了，上面拴着生产队的牛。我每次回老家，总能看到那些木柱子，那里阴风惨惨，连一只羊也没有拴上。汪斋公最后被带到了哪里？死于何处？死于哪一年？这些都完全不可考了。
汪斋公应该是民国到解放初期“虚”的尾声了。这是我母亲讲了他们村子里一座和尚庙的故事，而在距离他们村子不远的另一个村子还有一个尼姑庙，文革时也有人逼这尼姑吃肉，还俗，她就跳水自尽了，被人发现的时候，她是站在水里的，面色如生。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在汪斋公的木鱼声里睡得很香，我也就真的以为木鱼声乃是除古琴之外的另一种民族之声了。“虚”的部分就这样毁了。噪音越来越大，神圣的中国式的安静就这样没了。在我们的教育里没有来世的观念，没有死后的生命，等于取消了因果，取消了审判，但生命不是到此为止，它漫长无涯、或起或落。生命如果仅此一世，全世界马上就可以停止，不必在努力了。
我生于1967年，那时候“虚”的部分在中国已经土崩瓦解了，我写诗的那一年“虚”的部分也没有真正地恢复起来。1992年我二哥去世，我是因为他的死才开始对“虚”的认识，而我父亲却把我二哥的官司一直打到了京城，我对此相当厌倦，我眼看着他从京城回来以后就像一根渐渐熄灭的蜡烛，看着他在窗外拎着一只沉甸甸的黑皮包，我心理明白父亲可能活不长了，他果然在回来后的四个月就去世了，相距二哥去世只有五年时间。我父亲太实了，他从未虚过。他从1958年放下锄头来到城里，那时正是没日没夜的大跃进，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诸多的改革，在经历自己儿子的死亡时他相当顽固，一直到把老命赔上，而那时我正在“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同他之间就像冰与火一样彼此都难以理解，他如此之实，我又如此之虚。我父亲的这一生究竟是一回事，我至今也没有想楚。
从一开始一直说到现在，只是为了说明我是从这样的种纷繁，动荡，完全失衡的背景里走出来，我虽然没有经历更多的灾难，但也必须从其中走出来，如科举制度的消失，改良派康有为的失败，或是1957年，1966年，这些醒目的年月，尤其是必须从那种无心的背景当中走出来，诸位知道我们有一段历史，那就是心灵不允许被指认，以致后来它渐渐被忘了，我们忘了自己是有心灵的。
我的危机感正在这里，中国古人跋山涉水，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寻找心灵，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敢有心灵，不敢承认有心灵，不相信有心灵。古人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到心灵，为心找出路，为心安家，这是头等大事。只要找到它，一切也就迎刃而解。我的危机感还在于我是一个中国人，竟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不清不楚。我是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陌生人，而时光一天天过去，我对它的认识并没有加深多少。这就是我的危机。我的危机是多重的，在过去，它是人与人之间对立的苦难，在今天，又多出一层，那就是人与自然对立的苦难。在此危机之下，我所做的工作也许只是为了告诉人们母亲是谁，她在哪一天失踪，她的面容究竟是怎样的？
2008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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